奥运会的火炬，再壮观也有熄灭的一天。但2008北京奥运会为中国到底能留下一份什么样的遗产，甚至为这个国家开创一种什么样的“传统”？随着奥运会的闭幕，人们即将从一时的狂欢节式的兴奋转入日常的工作中的思考。
现在，四位曾经沿着奥运火炬传递路线走遍100多个中国城市的新闻工作者(虽然身份不是官媒的受聘人员，但我宁愿把他们当作我的可敬的同行)，为人们的“后奥运”思考提供了别人以及别的渠道所难以提供的，一个很好的起点。这不仅仅是一簇“追赶火炬”的应景短文；正如封面折页上的文字所说，这是借奥运火炬传递之机，为我们制作(虽然有点是赶制)的一个系列的，旨在反映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社会风貌的报道。
改革开放也是火炬，30年来，无论是风天雨天，一直在中国人的头顶喷射出思想解放的光焰，只不过久而久之，有些人习以为常，不再抬头仰望罢了。30年来，中国人一直在这样一把火炬的照耀下生活、工作，到底创造出了多少变化，甚至一下子都难以说清了。我们过去曾经生活过的城市，时隔一些年后，如果不是再回去好好逛逛，简直都难以重寻昔时的记忆。由几个很有眼光的记者，跟人们成系列地侃侃他们对100多个城市的观感，的确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节目。
几位记者也确实知道他们是在做什么，而且也认认真真地做了。所以那绝不是一本物质小资专用的自驾游手册或消费指南，也不是给一本退休知识分子欣赏的怀旧杂感或风光图解。那的的确确是一组带有社会视角的观察。
人们惯常笑话某些西方记者，到中国走马观花了两个星期，回去后就写一大后本的书，甚至被人冠以“中国问题专家”的称号到处讲座。那些业余“中国问题专家”里当然有故意搞事的人，但倘若没有他们那一阵哇啦哇啦，他们国家的人们或许连中国的存在都不会想到。现在轮到中国记者来跟自己国家的人们浮光掠影地侃侃这个地方，那个地方，直至100个地方的故事，也挺必要。
中国太大了，很少人一辈子有机会去过100多个城市的。笔者文革期间当过下乡知青，浪迹所致，远及新疆，直到现在都是茶余饭后与人闲谈的老本。其实记忆中的那些地方，大多都是在一片标语口号大字报遮盖下的灰蒙蒙的景象，因为那时的中国，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之间并无显著差别；很多地方特产，都是文革后才听说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改革开放时代长起来的“70后”，“80后”，甚至连当时下乡知青的流浪机会都没有。在他们当中，知道的外国地方多于中国地方的人已不在少数。
更重要的是，还有很多自认为对中国更加了解，也更加年长一些的人，成天坐在办公室、教学楼里对着地图，拿着报纸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其实他们对地方上的很多事情，尤其是地方上的社会，距离已变得越来越遥远了。在当今的中国，已没有了下乡知青，五七干校，下放劳动等等残酷而管用的让个人联系社会(甚至埋没于社会底层)的条件，人们要扩大社会知识，除了有限的个人机缘之外，就只能依靠各种媒体了。
更无奈的是，时下的媒体也很少刻意半掩这份职能。有些媒体的要务，是普及政策；另一些媒体的路线，是娱乐至死。很少有媒体能想起来差几个记者万里迢迢，边走边唱地把中国绕上一圈。这也难怪后来在那些真的被派往“追赶火炬”(直接报道火炬传递)的记者，对先行一步的“百城记”的策划(当时作为网易上的一个内容栏目)暗地里还是颇赞赏的。
这一班记者，用他们不带形容词的报道，为人们回答了很多他们过去曾经萦绕心中但因得不到足够证据而无解的问题；列举了很多他们或许早已忘记，却饶有兴味又很能说明问题的对比；也解释了很多他们过去或许连想都未曾想象到的景象。香港街头对祖国的认同；澳门人内心与赌业的距离；广州城中村(“贫民区”)并不昏暗的色彩(以及对大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的稍带的批驳)；深圳从未让附庸风雅耽误过的实干精神——他们这样一路写下去，在瑞金为人们报道了那些一路兴高采烈追随火炬，沿途出售相关旗帜的小商贩；在温州以迄今为止中国媒体上最简明易懂的语言介绍了当地“标会”(民间金融组织)；在南京看到了那座至今都鲜为人知的，为纪念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飞行员的航空烈士陵园；在长沙注意到了在电视湘军横扫华夏之际似乎正渐渐退潮的湖南人的道德血性(没瞧不起的意思，因为本人籍贯湖南)……直到来到新疆，外界人对民族关系存在各种猜测的地方，他们也准确地告诉了我们维吾尔商人是怎样与汉族商人合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