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雷颐的书不纯粹是读史，在他的笔下历史不是冰冷的过去，而是就活在我们当下。——徐友渔
我一直对写民国和五四一代人的书怀有一个警惕：总觉得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书太多了。书多其实不是问题，问题是大多数的书籍都仅仅停留在名人掌故和逸事的表面化书写之上，对那个时期人物的特立独行和风流韵事，歆羡之余倒是颇有认同，但对那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学问和品德上的追求鲜有更加深入的追问和研究。这方面书籍的大量出现，倒是鲜活了许多重要历史人物，但对历史研究好像并无多大裨益。这也许就是雷颐在其新著《历史的进退：晚近旧事和集体记忆》中所提到的“唯文本”阅读吧。
这是雷颐继《历史的裂缝》之后又一本关于“日常生活的历史”的书。读雷颐的书不同于我开篇提到的私人化的历史书写，他书中也写到许多人物，但那些历史人物的鲜活是为了复活他们生活其中的那个时代。像徐友渔所言，读雷颐的书不纯粹是读史，在他的笔下历史不是冰冷的过去，而是就活在我们当下。雷颐所注重的历史虽然也有一个个鲜活的知识分子的灵魂，但更多却是普通人的历史。他所挖掘出的史料已经脱离了掌故和逸事的层面，深入到了过往历史的肌理，仿佛在触摸着历史的心跳。雷颐说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一定要警惕“唯文本”阅读，这是因为当我们研究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时候，只能通过其有限的言论、主张和纲领等“文本”，但是这些公开的“文本”可能与真实的历史相距甚远。再加上每个时代都有他们的禁忌，还有研究者个人对“文本”取舍难免有感性的好恶，“对某种思想往往根据‘文本’便阐发、叠加、附会了越来越纷繁、丰富、精巧、华美、恢宏的意义。这一切都使‘文本’留下了更加巨大的空白”。雷颐的担忧并非简单的牢骚和危言耸听，其实在现今的学术体制下这种为研究而研究的学人已经有很多了。把历史研究仅仅作为一种职业，不去追问这种研究的背后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使大多数的研究者沦为了一种学术研究的附庸和奴隶。
书中有一篇文字《一身跨两代》，是写“旧知识分子”陈乐民先生。陈先生在2008年12月27日刚刚去世，因此在书中读到这篇文字时想到斯人不在，物是人非，颇有唏嘘感喟之意。陈先生生于1930年，自幼学书画诗文，国学功底深厚，青年时期先后就读于燕京、中法、清华、北大等京城著名学府，专修西方文化，英语、法语俱佳，于欧洲哲学与历史有特殊造诣。陈先生曾担任外交官，长期在涉外部门工作，后成功“转型”到学术领域，后半辈子主打欧洲研究。他认为研究欧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离不开更为基础的历史和哲学。因此在中外哲学和历史上着力甚多，颇多建树。但这篇阅读陈乐民先生文字中引起我注意的还是他对中国史的看法，“中国史学的先天不足是历朝历代的‘史’其实都是政治史，而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等都是空缺的。这是因为中国历史是在史官的‘实录’框架中写出来的……由于没有专门的治史为务的历史学家，所以在史学理论方面就难有独立发展，虽然强调史德、史才、史识，但都是在‘史官文化’的藩篱中论史。”因此中国历史的书写难免就是一部帝王将相史，距离现代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史有很大的差距，也给当今的历史研究者设置了巨大的解读障碍。这是一种典型的“唯文本”式的历史，这样的历史书写只能遮蔽真实的历史。
还有写陈寅恪的《“不才蘋花即自由”的意义》。有关陈先生的“独立之精神，思想之自由”，有关其道德文章、学问人品和晚年的遭遇，我们通过那些私人化的历史书写已经了解很多了，我本来觉得雷颐写陈先生已经很难写出新意。但是，还是有一些引人深思的文字触动了我敏感的神经。我们一般人很难理解，像陈寅恪先生这样一生研究如此冷门的学问，纯粹的学者，怎么可能突然成为了大红大紫的受到无数人追捧的学术明星？雷颐在文中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分析了“陈寅恪热”现象：“实际上，当一种‘泛政治’无孔不入地侵入、渗透到一切领域时，一切学术都被政治化，都会成为‘热点’……在这种背景下，坚持‘考据’就是默默地反抗，放弃‘考据’就是默默地顺从，二者都无法摆脱政治”，所以“为了学术的进步、知识的积累和文化的繁荣，必须承认‘最低限度’的学术独立性，使学术在这个范围内能自由发展”。这样发人深省的文字不但突出了文本的新意，某种程度上也让过往的历史指涉当下，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现代与历史就有了沟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