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太后与我》这本书的主要争论集中在它究竟是真实还是虚构的这一问题上。如果说它是作者的亲历，其史料价值是无与伦比的；如果说它只是作者的虚构，那就毫无史料价值，只能把它当小说来看。
由于作者是一位混迹于清末贵族生活中的人，即使我们把他的文字只当文学虚构来看，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清末贵族生活氛围应当说还是很传神、很有趣的。尤其因为作者特殊的性取向(同性恋和虐恋)，对他生活的那个时期社会的性氛围、性活动和性规范除了常规的性关系之外，又增添了一些新的观察和描写，显得更加丰富、多元。
书中所写的关于同性恋的内容，既有世俗社会中同性恋男妓的活动，又有宫中太监的同性恋类性活动，写得相当翔实可信，比如当时同性恋类买春活动的嫖资细节，以及对活动的详尽描写。史家有一种说法，解释清末同性恋类性交易的兴盛：由于当时政府禁止官员嫖娼，所以不少官员转向少年，大城市中出现了很多相公堂子，以及被叫做“相公”、“像姑”的男妓。社会学界的老前辈潘光旦先生在相关著作中亦有提及。由此可见，作者对同性恋嫖娼行为的描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由于作者有虐恋倾向，书中对当时性服务行业中的虐恋类服务也有详尽描述。比如性鞭笞及其价格等等。书中有一章专门写兽交，其中涉及多种动物，包括狗、鸭、鹅、猴、牛、羊、狐狸等等。比较值得关注的是人们对兽交的态度和规范。从书中的描述看，当时的人们对此类活动视为寻常事，并无任何焦虑感或负疚感。
笔墨最重的当然还是作者与太后的性关系，涉及多种行为规范：
首先是君臣关系。男性皇帝有三宫六院，名正言顺地享受一夫多妻制，得到的全是正面评价。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女性，性行为规范又该如何？显然要尴尬扭曲得多。民间对武则天早有种种负面议论，比如驴头太子之类的丑恶传闻，暗指女皇与动物通奸。这是男权社会对男女两性的双重标准所致。从书中看，既然皇帝能有很多女人，太后也可以有很多男人。在历史真实中，慈禧恐怕真的并不是守身如玉的。
其次是年龄规范。作者与太后交往时是30多岁，太后已是70岁上下。在这种年纪还保持旺盛性欲，应当说是比较惊人的，但是从性学角度看，并非全无可能。按照两性交往的一般年龄规范，年轻的作者是相当屈辱的。正是从这点上看，书中所写可能是真事。换言之，仅从年龄规范上看，作者把这些写出来，并没有给自己贴金增色，反而是自爆其丑。
再次是性行为规范。从书中所涉及的各种细节，可以看出，太后的性观念是百无禁忌的，绝不会把某类性行为归为正确，某类归为错误。对于身体的各种部位、性交的各种方式全都视为“快感的享用”，毫无褒贬。她虽然是个异性恋者，可是对于宫人太监的同性恋、虐恋、兽恋之类的行为，均采取一种好奇的旁观态度，不闻不问，放任自流。恰恰像福柯有次所说，东方国家都有各自的性爱艺术，唯独我们西方有的是事事要分出对错的性科学。
总之，在我看来，《太后与我》这本书即使只是虚构的作品，它对于想了解彼时彼地的性风俗、性观念以及一般百姓和社会上层人士的性活动状况的人来说，还是有一定价值的。这就是这本书除史料价值、文学价值之外的性学价值。(网易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