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之后，冯先生便开始投入到城市历史保护和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中，经年累月各地奔忙，无暇再去登泰山，但挑山工的影子并没有在他心中淡漠。 “有一次听到一个说法，说现在是最后一代挑山工了，怎么会是‘最后一代’？时代变化得太剧烈了，连挑山工都‘濒危’了。我想，我该抓紧时间专门去泰山访一 访挑山工了。”
2013年11月，冯先生第5次登上泰山，这一次他为的是寻访“最后一代挑山工”。沿途的景色依然如故，但他更留意的是挑山工的状况，“这一次 上山，竟然没看见一位挑山工，不知道是他们晌后收工了，还是真的已然日渐稀少。我心中有一种忧虑和苍凉感，这正是这些年来那种抢救中华文化常有的情感，竟 然已经落到挑山工的身上。”
那一次，他与老挑山工和中年挑山工座谈聊天，并为他们做了口述史。他还到挑山工的驻地，了解了当今挑山工的一些生活状况。冯先生说，做口述的目 的，是因为历史上关于泰山挑山工没有专文记载，可是挑山工一直是泰山特有的一种人，也是一种生活和人文，“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历史应当厘清，现实应 当面对。”
冯先生探访了位于泰山中天门一带的挑山工居住的简易工棚，挑山工的真实生活令他感到震惊，“那间挑山工吃饭的小屋惨不忍睹，用一些石头砖块和木 板架起来的条凳和小桌，堆满吃喝用的饭盆、水瓶，四周是垃圾一般的木箱、草筐、纸箱和杂物。一些装在各种袋子里的煎饼、馒头、菜，杂乱不堪地挂在低矮的房 梁上，可能是为了防止鼠类偷吃。这便是挑山工干完活儿回来喘息一下、填饱肚子的地方。”冯先生说他看到这个场景心里特别不落忍，“觉得我们城里生活那么 好，自己所敬佩的挑山工的生活竟是这样，心里难过。”他嘱咐挑山工队伍的队长至少可以先实际改善一下他们吃饭、休息的条件，“无论历史还是今天，泰山有这 样美好的人文，挑山工是有功的。我们要爱惜他们，不能对不起他们，更何况他们可能是最后一批挑山工，不能叫他们最后被穷困逼出历史舞台。”
本组撰文 本报记者 苏莉鹏
图片由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