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 最新一期的《学习时报》发表署名王道勇的文章《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性焦虑》。文章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性焦虑尤其需要关注，需要采取积极措施，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性焦虑，防止群体性焦虑转变为群体性愤怒。
文章指出，在快速转型的中国，几乎所有的社会群体都对社会身份、社会环境、社会预期缺乏一种安全感和确定感，因此中国可能正处在全民焦虑的时代。但对于不同群体而言，其焦虑的范围、对象和程度却有很大的区别，因此有必要关注不同社会群体的群体性焦虑。
文章称，如果从焦虑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看，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性焦虑尤其需要关注，理由主要有三点。
一是新生代农民工身兼流动性和弱势性这两大风险性因素。目前，全国新生代农民工约有8500万，占全国农民工六成，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力。新生代农民大多流动进城生活工作，是城市中最弱势的群体，社会地位可能还不如城镇“低保”户。“流动”意味着一种不确定、不稳定的变化状态；而“弱势”则意味着底层生活和进行抗争的风险。如此庞大规模的青年人口处于这种流动的、弱势的状态，所蕴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风险都是难以估量的。
二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面临的焦虑具有全面性和累积性。作为一个青年群体，会因为买房、社交、结婚甚至交通拥堵而有生活焦虑；作为一个知识群体，会因为职业选择迷茫、职业梦想难以实现而有工作焦虑；作为一个边缘性群体，会因为社会保障缺失、诉求难以表达等而有安全焦虑；作为一个追梦群体，会因为精神需求难以满足、前途方向不明而会有发展焦虑。正因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焦虑是全面的，摆脱焦虑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社会焦虑也就具有了很强的累积性，甚至有可能进行代际传递。
三是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焦虑的制度安排和个体经验严重不足。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和成长的时间段正是中国改革最为频繁、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提升群体安全感的制度安排有的缺位，有的形同虚设，群体心理的疏导机制更是极少有人关注；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都是所谓的“三门”群体，即从家门到校门再直接到厂门，涉世不深，社会阅历不足，遇到挫折后就可能反应激烈。
文章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中产生的压抑、烦躁、不满、非理性冲动等紧张心理，聚集到一定程度就会在该群体中形成一种普遍性的愤怒，即群体性愤怒。群体性愤怒是处于群体性焦虑和群体性行动之间的社会态度，它让群体性焦虑这个内隐的心理状态外显化，是集体行动的准备状态。群体性愤怒的不断累积，会形成巨大的社会张力，最终会以社会冲突或其他方式释放出来。
文章最后指出，尽管社会焦虑是现代性的伴生物，无法一劳永逸地消除，但是从维护社会稳定角度来看，仍然需要采取积极措施，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性焦虑，防止群体性焦虑转变为群体性愤怒。
第一，要减少新生代农民工所承担的社会风险。降低新生代农民工所承担的改革风险，可以有效地从源头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压力。譬如，让青年人都有业可就，并且逐步实现体面就业，会让青年人在焦虑现状的同时，对未来也充满期待。
第二，要让新生代农民工享受更多的改革成果。当前关键是要将在城市里长期稳定居住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国家和流入地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各地要将所谓的“常住非户籍人口”纳入当地的公共资源分配预算之中，使之享受与城镇职工同城化待遇，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统一政策、统一制度、统一管理和统一服务。
第三，还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人文关怀。如，加强企业文化、职工文化建设，开展群众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满足青年的精神文化需求；再如，加强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正服务，帮助青年建立积极的焦虑防卫机制，让青年正确认识和对待焦虑，搞好自我管理、自我调适，缓解心理压力，提高耐挫能力，消除或缓解各种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