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3%是压力族，近七成每月难有结余，84.5%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以下……”随着首份《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面世，“工蜂”一词变得广为人知。
这份对5138名高校青年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六成(65.2%)的“工蜂”已不认同贫富差距具有激励作用，过半(54%)“工蜂”有过不公平感。
“‘工蜂’的体型小、位阶低，却是社会金字塔的中坚分子。”上述调查负责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如果“蚁族”描述的是底层大学毕业生，“工蜂”则更多凸显了凭知识资本而升入“夹心层”人群的困惑。
“在时下物质主义的坐标系里，仿佛只有‘极富’或‘极贫’才引人注目，事实上，‘不上不下’的群体更不该被淡忘。”廉思表示，时代怎样用更公平的分配机制，让一批不炫目、但优秀的年轻人看到希望，也是一项日益紧迫的任务。
“夹心层”更渴求公平
青年官员、青年富豪、青年明星、新生代农民工、“蚁族”……在目睹了种种群体的酸甜苦辣后，一位自称“科研民工”的网民在微博上慨叹：“终于轮到我们了。”
在廉思看来，对“工蜂”族“迟到”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地位“不上不下”、境遇上差异较大，“个个有本难念的经”，“这也是各行各业里的‘夹心层’，难以被社会集中关注的原因。”
“在我们学校，同属40岁以下‘工蜂’，但历史系老师骑自行车，光华管理学院老师开高档轿车。理科‘工蜂’申请的科研经费几百万元不算多，文科经费几十万元已不算少。”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李睿(化名)这样描述他眼中“工蜂”族的“分化”。
“相对于‘蚁族’，先一步而迈入社会、学历和能力都要高出一截儿的‘工蜂’，不止在高校教师一个行业存在。事实上，他们散布在多个智力密集型岗位，因年龄、资历、经验尚浅而主要扮演‘工蜂’角色。他们属于‘夹心层’，分散性影响了该群体声音的传达。”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与“蚁族”相比，北京某国企员工高凯早已远离“悲情”：28岁，法学硕士毕业，有一份国企法务类工作，被朋友羡称为“稳定、光鲜、福利高”，工作第三年月入约6000元，有“五险一金”，据说单位还有集资建房的计划。但高凯有自己的无奈：“都说国企岗位是香饽饽，‘灰色收入多’，但人们往往看到的是金字塔顶端——核心部门的高管。其实，大部分年轻人是干活的，领死工资，福利多是发粮发油，集资建房不知等到猴年马月，目前也在为当‘房奴’努力。”
“与真正的社会底层相比，‘工蜂’一定程度上诠释着天道酬勤。但多年苦读‘修成正果’后，这批人往往又面临‘拼爹’时代来更激烈的竞争，还有结婚、买房、生养子女等多重压力。”廉思分析，恰如“夹心层”带着比“蚁族”更高的知识资本进入社会，“他们的自我认知与期许有理由更高”，对公平的渴求也更敏感、更敏感。“当期待无法达到时，其自豪感和幸福感会加速下坠，且更令他们难堪。”
贫富差距过大不利于维护公平正义
报告的研究对象是40岁以下的高校青年教师，这批“70后”、“80后”既是改革开放进程的“观潮者”，又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领潮者”。“他们切实感受并深入思考了变革的推力和阻力，并有足够的自信对中国问题作出自己的观察和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