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关键是时代“如何让优秀的年轻人看到希望”。
“不管在高校，还是在企业或公务员系统里，永远都有‘工蜂’。年轻人希望有所作为很正常，但年轻也意味着从低处起步、经验不多、贡献较少，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做‘工蜂’是人生的必经阶段。”李睿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但他同时认为，政策和评价体系也应有所调整，“给努力的‘夹心层’更多公平上升的奔头”。
廉思研究团队在报告中建议：“在管理制度中，开辟青年教师特别通道，避免‘工蜂’在各种非学术竞争中，面临不平等的局面。比如在各种课题经费、基金之外特别设立青年教师培育基金，给青年教师生存和发展提供可以发芽的‘种子’。在各种评先评优机制中，特别制定40岁以下青年骨干教师选拔机制和管理办法。”
施向东认为，不妨在课题管理上给年轻人更多弹性。“学问是需要积累的，不是原料进去，产品就能出来。要做上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出来精品，年轻人的积累需要更宽松的环境。”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还直言，评价“个人学术科研能力”的标准亟待改变，应主要取决于同行评议。“没有论文参考不行，但是论文的作用不能被无限放大。”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陆国栋认为：“首先提高高校青年教师的薪酬，让‘工蜂’们有一份体面、有尊严的收入；其次，‘工蜂’族也要转变一些观念。”
廉思研究团队的调查显示，针对“对未来5～10年内社会公平状况的变化趋势如何？”问题，38.9%的“工蜂”认为“会有所改善”，14.3%的受访者认为“维持现状”；25.9%的受访者认为“不好判断”。
报告分析道：“总体来说，尽管‘工蜂’对当前社会公平状况评价偏向消极，但对于未来5～10年的社会公平变化趋势，仍持谨慎乐观态度。” （中国青年报 王梦婕 陈霏菲 杜小娟 翁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