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桩“叛乱案”和一位名叫李国安的战俘有关。李国安在韩国战俘营里，曾经参加话剧队演话剧，台湾还发了一纸奖状，表彰他为台湾宣传的功绩。李国安就向战俘营干部反映他的意愿，希望去台湾后能进军中康乐队。到了林口“心战总队”，上面却不理会李国安想去康乐队的申请，直接分发李国安到部队当兵。几次向上头反映，却得到“没有办法，这是上级命令”的答复。李国安心里十分气愤，频频抱怨上了国民党的当。
分发部队服役后，空闲时间，总和李国安等四、五位战俘朋友凑在一块谈天说地。李国安不管旁边有没有人，破口大骂国民党不守信用。
某日，李国安牢骚满腹，高声大骂：“国民党不如共产党好，我们从前被共产党俘虏，人家还不曾欺骗过我们呢！国民党是骗子！还在我们身上刺了那么多字，将来有机会回大陆，身上刺了这许多反共标语，我们是两头不讨好。”当时有人提议，大家在台湾举目无亲，何不结拜兄弟，以后兄弟有难或者遇有病痛时，也方便彼此有照应。
可能是李国安讲话口无遮拦，遭军中特务“政治战士”向政治部检举，李国安首先被政治部逮捕。受不住刑求逼供，李国安供出我们结拜兄弟的事。不久，我们五人全部被抓捕。政治部完全不理会我作的任何辩护，硬栽给我一项莫须有的重罪：“从事非法组织，意图叛乱。”第一审，我们五个人有两个被处死刑，三个人被判无期徒刑，我被判无期徒刑。
审讯过程中，我们都有受刑被拷打的经历。我双手被捆绑在吊架上，我不肯招供，特务启动铰盘，把我高高吊起，他大声吼叫：“你到底承不承认？”我摇头表示不承认，他就再把我往上吊上。这时，我的手腕痛彻心腑，两手几乎脱臼，实在痛得受不了，只好被迫低头认罪。
我们五个人里头有一个是山西洪桐县人，恰巧第二审的军法官也是山西洪桐县人，他详细审阅了全案的档案数据，军法官很同情我们的境遇。他轻声说：”你们五个人文化水平都不高，有人甚至不识字，怎么可能‘组织叛乱团体’呢？”他当场训诫：“以后你们这些孩子讲话要当心了，不要再乱讲话。”
我的无期刑期，经军法官改判成有期徒刑五年。但是，我被关押了五年期满后，因为没有人敢保释我，所以又被送到“游民收容所”，和一群流浪汉、和疯子关在一起好多年。算算我前后被监禁长达十年，其间，还被关到火烧岛(绿岛)一年。最后，幸蒙一位在韩国战俘营当过我们队长的退伍军官出面作保，我才终于获得自由。刚到台湾时我才二十三岁，出狱时，已经快要三十好几了，大好青春岁月，一大半在牢里蹉跎。
记得在我出发上朝鲜战场前夕，曾经往家里寄了一封信，说我要去朝鲜打仗了，希望家里捎一张全家福照片给我。之后音信渺茫。家里没我的消息，以为我打仗打死了。我家大门口挂上一只“烈属”木牌，大陆政府按月送钱给我母亲。“烈属”木牌，保护我家两老未受文革之苦。直到台湾开放赴大陆探亲，我才一偿回乡夙愿。
本文摘自《看历史》杂志2010年4月刊
（实习编辑：郑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