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蒋并非等闲之辈，在经过一段犹豫彷徨后，他决定以攻为守，驱逐鲍罗廷以除后患。在策略上，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争取在江西的国民党官员支持。1月27 日，蒋介石不顾痢疾重病，在南昌连续与谭延闿、戴季陶等商谈驱逐鲍罗廷事。蒋提出，“必欲去鲍尔廷顾问，使政府与党部能运用自由也”。然而，蒋的提议并未得到众人的响应。何香凝、顾孟余等认为驱鲍事关重大，“恐牵动大局，不敢决断”。对此，蒋甚为失望，叹曰：“书生办事，诚非败坏不可也。”(《蒋介石日记》，1927 年1 月27 日) 两天后， 蒋再与戴季陶、张静江、谭延闿谈驱逐鲍罗廷事，结果仍是意见纷呈：戴季陶怯弱、张静江强硬，而谭延闿则默不作声。蒋极不满，认为戴等“皆有病也”。(《蒋介石日记》，1927 年1 月29 日)
戴季陶、谭延闿等人不赞成驱逐鲍罗廷，主要是怕因此与苏联搞僵。戴等人劝蒋忍耐，不可贸然去鲍。蒋介石不听人劝，却又难以说服同僚，无人支持。他万分苦恼，在日记中写道：
近日消极灰心怠惰骄矜，患得患失，愁闷苦痛，不知所止。病在环境之怯弱，干事之无人也。惟能立于革命地位，则外闻之揣测怀疑，可以不顾也。鲍尔廷之横暴，如不速去，则不能革命。惟欲联俄革命，所以欲去鲍尔廷，以免破裂，否则，不必去鲍也。外人不知原理，一味畏缩，可叹。(《蒋介石日记》，1927 年1 月30 日)
这里“惟欲联俄革命，所以欲去鲍尔廷，以免破裂，否则，不必去鲍也”一段，实际上是蒋介石自己对“联俄”与“驱鲍”关系的认识，即驱鲍不会破坏联俄事业，而是为了更好的联俄革命。他叹惜其他人无法理解他的“想法”。
蒋介石与鲍罗廷关系的恶化，被英国报纸所察觉，大肆报道，以期分化。蒋介石见此报道，有所警觉，反而决定暂停驱鲍举动：“见英报挑拨余与苏俄感情甚烈，余本决心去鲍，见此报，则适中帝国主义者之计，故虽欲急去，亦惟有忍耐不去，以待将来可也。”这反映了蒋介石对当时局势的判断，即与鲍罗廷的矛盾，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事情，而帝国主义则是主要的敌人。为了反帝，他考虑将与鲍罗廷的矛盾暂时搁置。2 月1 日，蒋介石与张静江、戴季陶等人商议“党务及鲍事”。蒋主动提出，“吾不忍为帝国主义者之诽笑，宁屈己卑思，以求革命之发展，故放弃(驱鲍)主张”，并愿意将政府迁移至武昌，以平息“迁都之争”。(《蒋介石日记》，1927 年2 月1 日)。
蒋介石决意分裂
然而，由于时局发展快与沟通不利，蒋介石决定退让之时，武汉方面没有回应，反而步步紧逼。一系列针对蒋介石的“反独裁”宣传，让他甚是不解、委屈与愤怒。2 月17 日，蒋介石记道：“汉口联席会议定‘反革命罪条例’，以及各种宣传，对余与静江兄攻击几无完肤。名余为独裁制，名静为昏庸。……本党党员之谄奉卑污、趋炎附势，执迷不悟之徒，其恶罪比敌尤甚也。呜呼，党团其亡乎？”(《日记》，1927 年2月17 日)2 月21 日， 武汉方面自行召开扩大联席会议，决定即日起结束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由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分别在汉正式办公。蒋认为，这是武汉方面目中无人，“不胜愤激”。他针锋相对地于23 日下午在南昌召开临时政治会议，“声明政府仍在南昌，照常办公，武汉不得另行办公”。(《蒋介石日记》，1927 年2 月23 日)
蒋介石认为武汉的行为由鲍罗廷操纵，将所有的愤怒归罪于鲍罗廷一身：“鲍氏之罪，不容于天地之间”，“奸党之计毒极矣，鲍氏之肉，不足食也”。(《蒋介石日记》，1927 年3 月10 日)此时，蒋介石一度搁置的驱逐鲍罗廷的念头再度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