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77年9月3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整风会议上作了支持揭露康生的讲话；同年12月2日，又在中央党校党委会上作了关于以实践标准检验总结十年“文革”的讲话。胡耀邦的这两次讲话，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历史文献。为了让读者准确地了解这两段历史，本报特约请了这两次会议的亲历者沈宝祥教授再现了这两大历史场景。分两次刊出。
康生是个野心家和阴谋家，善于投机钻营，长期以来，他利用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纵横捭阖，作恶多端，是有名的迫害狂。在十年“文革”中，他由中央“文革”顾问爬到党中央副主席的高位。1975年12月，康生因病而死。悼词的评价很高，说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康生仍然是正面人物，碰不得，因而许多重大问题无法揭开揭透。康生成了揭、批、查的大障碍。中央党校更是如此。
康生长期代表党中央分管中央高级党校。中央高级党校实际上成了他的领地。“文革”中，中央党校成为重灾区，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是罪魁。康生和曹轶欧指使中央高级党校的造反派，迫害了许多人，包括从校长到广大干部群众，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干了大量坏事。
1977年3月，党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任命胡耀邦为副校长，主持工作。
胡耀邦采取召开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的方式，揭批“四人帮”，揭发中央党校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参加这个整风会议的成员，包括三部分，一是“中央党校五七学校领导小组”的成员，包括中央党校各单位的负责人；二是“文革”前由党中央任命的校级和处室级的领导干部；三是全校25个党支部各选一名党员代表(本人作为文史教研室的党员代表参加会议)，共70人。粉碎“四人帮”以后，各单位的造反派都靠边站，成为被审查的对象了，唯独中央党校的造反派还站在台上，仍然担任领导职务。因为他们是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康生一手扶持起来的。胡耀邦召开的整风会议还得让他们作为正面人物参加。
在整风会议上，大家在揭露一些问题时，造反派就说，这是康老指示的。他们检讨的口径是，没有很好听康老的招呼。整风会议的与会者越来越意识到，不揭露康生的问题，中央党校的问题就无法深入，无法搞清楚。
1977年9月3日下午，胡耀邦召开整风会议全体会议。王富长第一个发言(这时，参加整风会议的人数已经增加到180多人)。他发言的题目是：《揭露康曹在党校干的坏事》。他从十个方面进行了揭露。
在这样的会议上点名揭露康生，大家都意识到其严重性。会场的气氛很严肃。大家都等待和注视着胡耀邦的表态。
王富长发言以后，胡耀邦讲话。他的讲话不紧不慢，字斟句酌。我认真地作了记录，记得很完整。我记录的全文如下：
刚才王富长同志(中央党校行政工作人员)提出了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就是他在发言中间提到了，过去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康生同志和曹轶欧同志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了批评。
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对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有意见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我们党的组织原则的，是符合我们党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的，也是和这一次华主席亲自主持的党的十一大一再提倡的要发扬我们党的民主，健全我们党的政治生活，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相符合的。我要着重说明的是，希望我们整风会议上，对现在的领导，也就是说，对我来了以后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提意见。
我们下一步要总结近半年的工作。对过去的领导有意见也可以说，可以提，如果确实是有缺点错误的话。但为什么说，对过去的领导提意见是事关重大呢？因为康生同志是我们党的副主席，现在去世了。曹大姐又被选为十一大的中央委员，现在又离开了党校。所以，第一是可以提的，但是，提意见必须遵守下面几条，第一，必须实事求是，为什么要提意见，主要是为了分清是非，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不实之辞，诬蔑更不允许，是要把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第二，只在我们党的会议上提。没有参加会议的同志怎么办？每个党员如有意见，可找组织谈，或者写材料交给组织。这一条我提议作为这个会议的纪律，不搞小广播，搞小广播，性质就变了，是自由主义了。第三条，只在会上讲，或写书面材料，不贴大字报。第四，意见提了后怎么落实，怎么办？如实向华主席，向几位副主席反映。请华主席、党中央去决定。比如，刚才王富长同志讲的，会议简报组可以作为这一轮会议的第一个简报增刊，不下发，送华主席。简报发出前可以由发言同志再三审查。我们对会议负责，对同志们的发言负责。这四条行不行？这是我的意见。郑宏璋(新任命的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问：除了这个会，支部可不可以谈？我的意见是可以笼统地讲，对现在的领导和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以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