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我军的高级将领也利用各种时机主动当船形帽的“模特”，以身作则对战士进行宣传教育。
1958年1月13日，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到北京市公安部队与士兵见面。座谈中，张爱萍提到船形帽问题，指出：许多义务兵同志对这个问题有意见，是可以理解的。这主要是因为大家不习惯，尤其是这种帽子美国兵也戴，大家更觉得不喜欢。所谓“习惯”，那就是久习才能惯的。比如我们抗日战争时代，由红军的帽子、衣服改为和国民党军一样的帽子、衣服，才开始时大家也不习惯，但是过久了，也就习惯了。不论戴什么帽子，我们还是人民的军队。我个人认为军人应该执行国家的规定。我军的服制是经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的，国家要我们戴这种帽子，就应该戴。希望同志们不要在这些小事上花费脑子，应该集中精力，下功夫好好学习！
仅仅5天后，即1月18日，国防部发布关于修改部分军服和肩章、领章的命令，但对争议颇大的船形帽暂不作改变。
这时，为密切官兵关系，全军开始逐步实行干部当兵代职制度，一大批高级将领、军师团领导、机关干部下到基层连队，当普遍一兵。他们主动摘下大檐帽，戴上船形帽，给战士们作出表率。
40多年后的一篇纪念文章《中将当列兵》，回忆了当年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韦杰到驻重庆某团红二连当兵的情况。文中写道：当连队的战士与韦杰合影留念时，韦杰问大家在着装上有什么不符合上级规定的？韦杰的话使战士们在着装上相互查看，并同时将目光集中在韦杰的身上。此时已是炎炎夏日，重庆成了名副其实的大火炉，只见他55式士兵夏服仍穿得整整齐齐，扣着风纪扣，帆布腰带扎得紧紧的，就连那顶船形帽，都一丝不苟地戴在头上，并略向右斜。战士们会心地笑起来，他们发现了问题所在——韦杰将军在批评他们没戴帽子呢！等重新聚拢起来时，战士们个个都戴起了船形帽，与韦杰留下了永恒的瞬间。
然而，尽管做了如此多的解释和示范，基层要求更换船形帽的呼声还是不绝于耳。
1958年7月2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对军服式样再次进行修改，终于明确陆军、空军士兵取消船形帽，改为解放帽。考虑到船形帽尚有大量库存，如立即停止使用，会造成很大的浪费，于是计划再使用两年船形帽，自1960年开始更换为解放帽。
很有意思的是，翻阅当年的解放军报，还能看到《军需工厂节约运动蓬蓬勃勃》《某仓库充分利用废旧军需物资》等多篇文章，反映后勤单位利用库存的船形帽，改制手套、加工成挂包小袋或士兵冬常服的上衣兜等，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事实上，船形帽的废止比原计划提前了不少。2002年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郎万瑞撰写的回忆文章《元帅与士兵》，文中披露：1958年秋，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到大同原195师视察，专门召开了战士座谈会，征求战士对部队建设和生活的意见。战士们向彭总提出意见，说他们不喜欢戴船形帽，老百姓也不喜欢。有的战士还说这帽子像美国兵戴的帽子，看着不亲切。大家都愿戴解放帽，老百姓也喜欢。彭总立即明确表态说，我赞成大家的意见，很快咱们就改过来，还是戴咱们的解放帽，让红星帽徽在我军建设的新时期放射出更加鲜艳美丽的光彩！
1959年的那个春天，经国防部批准，陆、空军士兵夏季改发解放帽，不发船形帽。改发解放帽后，陆、空军士兵一律不再戴船形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