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抗日烽火遍燃丹江两岸，抗日救亡运动向纵深发展之时，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影响下，当地反动政府，不准举办抗日文艺宣传，不准学校教唱抗日歌曲。有的同学问老师，为啥不教唱抗日歌曲了？老师说，上边不准唱了。国民党陕西省第四区(商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温良儒对王柏栋的抗日救亡活动极为不满，三次告诫王柏栋，要他很快离开当地，妄图扑灭抗日烈火。王柏栋义正辞严，晓以民族大义，给温良儒以严厉谴责，并以蒋介石“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南北东西，都有守土抗日之责”之训示，据理力争，要求温良儒坐言起行，一致对外，温无言以对，怀恨在心。王柏栋抗日救亡活动引起了地方反共顽固派的极端仇视，之后，暗示国民党商县驻龙驹寨第六、七区保安中队队长冯麟生勾结茶房联常备队队长谢孝廉，买通匪首商洛镇常备队队长曹建勋(绰名曹老五)于1938年7月25日黎明将王柏栋暗杀于家中，王柏栋牺牲时年仅28岁。
王柏栋的被暗杀，激起了我党和广大民众的极大愤慨。中共陕西省委1938年9月9日及时派遣商洛籍正在省干训班学习的彭一民回商洛担任商洛工委书记，继续坚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彭一民首先加强党的领导，在原来工委委员的基础上增加了米信公、周斌、周保航、雷震杰为工委委员，发展党员50多名，新建了6个党支部，商洛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持续发展。
此时，国民党当地反动武装，茶房联常备队队长谢孝廉密谋妄图杀害队内积极抗日的副队长巩德芳和护兵班班长薛兴军，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形势越来越复杂。杀害抗日干部和爱国青年的事件时有发生，工委研究决定，必须很快铲除这个阻挠抗日的反动顽固分子。1939年7月4日，没等谢孝廉下手，巩德芳、薛兴军指派常备队中十分可靠的爱国青年战士张德盛、巩全林、周保娃3人，乘谢孝廉给龙驹寨打电话之机，将其击毙在电话机旁，紧接着又处死了暗杀王柏栋的凶手曹建勋。是年八九月的一天，国民党老君乡乡长张仰之受龙驹寨保安中队队长冯麟生的密令妄图杀害巩德芳。他以商讨抗日大计之名，在自己的家中摆设“鸿门宴”，邀请巩德芳参加。巩明知是圈套，为表现抗日的诚意毅然前往，带领警卫员巩全林、孙有启等6名战士前去赴宴。宴席上，张仰之满口联合剿共，只字不提共同抗日，巩当场据理反驳。当张仰之准备下毒手时，巩机灵果断，迅即跳出宴席，杀出重围，在6名警卫的掩护下脱离险境，张仰之的阴谋未能得逞。
国民党顽固派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伪专员温良儒迅即召开反共紧急会议，召集商县驻龙驹寨保安中队长冯麟生限期消灭抗日救亡的巩德芳、薛兴军领导的游击队。1940年6月23日，冯麟生领着伪专员温良儒的旨意从商县返回龙驹寨，消息传来，巩、薛和当时担任中共商县县委书记的王连成研究商定，趁机除掉这个反对抗日的顽固分子。巩德芳、薛兴平当即组织所领导的200多名武装战士，周密部署，埋伏在茶房东水沟河、四方岭一带，巩和薛带领七八个战士在水沟河的对面丹江南的河堤上作指挥。当冯的人马耀武扬威地从商县返回龙驹寨进入茶房水沟河的埋伏圈后，巩、薛放枪鸣号，游击队武装杀声四起，给冯所带人马一个突然袭击，冯带领的30多名保安队伍，抱头鼠窜，仓皇乱跑，当冯逃到四方岭脚下时，薛兴军和巩全林、贾海泉、巩青林(均系中共地下党员)，顾不得脱鞋袜，抢渡过丹江，箭步赶上去，发觉冯麟生已上到四方岭，连发数抢，将冯麟生击毙在四方岭的半山腰上。这次战斗毙俘分队长以下30多人，收缴枪支60多支，百姓人心大快，拍手称好。嗣后，巩、薛领导的游击队以“宜将胜勇追穷寇”之势，抓住时机枪杀了破坏抗日、积极反共的顽固分子、国民党当地联保主任、乡长、常备队长张仰之、李景蟾等，扫除了反对、阻挠、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大障碍。商洛的抗日救亡运动得以持续深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