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建筑工作室的所有除涉设计的工作，都是靠陆文宇。有关王澍的一切事物，都要经过他老婆。我们业内流传一个段子：说王澍画了设计草图常常激动得拿给学生们看，可是还没看几眼，他就要收起来交给陆老师藏好……”李娟认为，普利兹克建筑奖实际上应该颁给王澍夫妇二人。这种做法，实际上在普利兹克建筑奖历史上也有先例。2010年，该奖颁给了妹岛和世和西泽立卫夫妇。
这种“应该颁给夫妇二人”的说法，实际上是业内普遍的想法。甚至连王澍在得奖的第一时间，也向美国媒体表示：“你们是不是颁错了，应该颁给我和我太太两人。”而评委格伦·马库特更在评委词中同时提到了王澍和陆文宇。
“我和太太在工作上的分工，就是如果没有我，就不会有那些设计图；而如果没有我太太，所有的设计就不会实现。”王澍在后来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解释，“我每次画完草图，她都是第一个看的人，如果她觉得不好，我会重画。我太太身上温润的性格，实际上对我现在设计风格影响非常大，某种程度上说，她是我的老师。”
一个离经叛道的人
因太太江南人的温和性格而改变的王澍，生于新疆乌鲁木齐，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王澍的母亲老家在北京，所以他小时候一年之内总会有那么三四次，往返于新疆和北京之间。四天四夜的旅程，他觉得少年时代因此“阅历丰富”。
还只有2岁的时候，王澍便开启了人生最初的画卷。他在一切可以画画的地方涂抹色彩，书本、报纸，甚至还有家里家外的墙上。“差不多五六年以后，我再回北京。邻居还告诉我，你画的画都还在墙上，我们没擦。”他因此感到温暖，“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邻里。普通的老百姓，有他们对艺术和文化的理解。”
他的“离经叛道”在大学时代便已显露无遗。“本科二年级的时候，我已经变成学院里的造反派。老师教的东西我有很大疑问：你会感觉建筑就像一个炒菜做饭差不多的行业—基本的思想前提不讨论，只不过是一些社会上大家已经习惯的建筑，比如火车站、医院，要求你把它们安排得合理一点；而对于这种合理我也很有疑问，因为你也不真正了解外面的生活，关起门来说合理。学的完全是一个舶来的系统，而且这个舶来的系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非常‘山寨’，因为它被转译了几道，加上‘文革’的影响，变得非常程式化。”
让他记忆最深刻的是一次作业，老师让学生们画平面图。按照标准惯例，应该画1:500的平面图，叫总平面图。而王澍却画了一个1:100的总平面图，其上不仅有房子，连渠道系统、马路系统等其他地方他全部作了设计。他将其称为“农田中的学校”—这个设计甚至可以说是今天他的主要作品“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的雏形—整个学校既读书又种地，房子建造在农田之中，田里的庄稼怎么长他都有详细的规划。“我们老师说，学校历史上就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图，你一定是不及格的。但我这样画了以后，同学都很兴奋，全班大概有一半的同学都把自己的图改成了我这样，最后老师不得不给了我一个及格的成绩。”
但这并非建筑业界流传最广的有关王澍“离经叛道”的段子—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在硕士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把《死屋手记》贴满了答辩教室的墙，还口出狂言：“中国只有一个半建筑师，杨廷宝是一个，齐老师（注：指导师齐康）算半个。”因此得罪了所有评委。
“我的确说过这样的话，但不是在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这是媒体以讹传讹。”王澍向时代周报记者澄清，但他并不否认自己“愤青”的历史，并将自己年轻时代的性格与作品风格形容为“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