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由于国家对烟草的控制，材料的获取比4 年前的美国要困难。而几年后的今天，我参观万宝路巨大的生产基地时，它的安检比白宫还要严格。公司与我们的项目完全不想有任何瓜葛，抱以“我们甚至都不想知道你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态度。但与此同时，走访烟农，以及“万宝路”厂的制烟工人对烟草虔诚的敬拜情结，让我进一步感到烟与人类社会的“别扭”关系。
对材料的充分使用还体现在对特定场景及环境的利用。在《烟草计划1：达勒姆》中，我有意将整个计划渗透到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以及居民的内心记忆中。因为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每个家庭或个人，都和烟草有关系。比如在杜克大学图书馆，我开辟了一个“图书室”，摆放了我用制烟材料做的各种奇怪的读物。在达勒姆烟草博物馆，一支8 米长的香烟在展开的《清明上河图》画卷上缓慢地燃烧，在长卷上留下一条痕迹。另一个作品，是用杜克家族旧时的手工作坊与我父亲去世前治疗肺癌的记录，制作的室外音响装置和“精美”的台历。最典型的是《烟草计划2 ：上海》中，对上海外滩三号画廊的使用。此画廊是外资的经营实体机构，它是那一时期以文化为名的上海最奢华的商业空间。这种外资的运转策略，完全可以用百年前杜克烟草业在中国的广告词“文明、时尚、卫生、新生活方式”的推广理念来概括，与早期烟草业投资者一样，赚的是中国人买“新生活方式”的钱。
外滩三号画廊展厅巨大的窗子，正对着象征中国经济起飞的浦东开发区，其中的陆家嘴，正是百年前杜克英美烟草公司的生产基地。我利用了这个绝好的场地，将此地旧时的照片组成一幅长卷，以素描手绘形式绘制在大窗及墙面上。此时，旧日的景象与鲜活的现实场景重叠，手绘的效果造成一种深刻的追踪与回溯之感。
那么，这个延展中的庞大计划最终要告诉人们什么呢？
我感兴趣的是：通过探讨人与烟草漫长的、纠缠不清的关系，反省人类自身的问题和弱点。从历史上看，烟草与我们人类的关系时远时近，在某些时代人们视它为好东西，男女老少皆用烟。现在可以说是人类禁烟的高峰期。一个烟盒的设计，就能表明产烟、推销、禁烟合一的矛盾行为。人人都知道烟有害，但又离不开它。这种纠结就像情人间的关系，近了也不行，远了也不是，幸福又痛苦，依赖又纠结。人的弱点与烟的含意共同构成了这种别扭的关系，把人天性中弱点的部分、没有办法的部分揭示了出来。烟对人生理的害处和人从烟雾缭绕中所获得的无限性的东西，其实很难作出判断。
烟草这个与我们纠缠不清的物种，无疑带动了人类社会、经济、贸易等多方面的发展。作为视觉艺术工作者的我，还看到它在广告业、视觉传达甚至在字体使用的有效性等诸多方面——这些在烟草业本来的功用目的之外的贡献。
《烟草计划》是从对烟叶味道和制烟材料的兴趣开始的，结果却发展出一个庞大的、生长的，介于艺术与历史、社会学研究之间的项目，或者说是用艺术的方式探讨社会学问题，用社会学的方法引入艺术的活动。艺术的发生和结果有时就是这么回事，某些人对某件事物的敏感，而导致的对旧有艺术方法论的改变，并带出一些新的方法。
美国康州的阿尔德里奇当代美术馆，将是这个《烟草计划》的第四站。康州，那是13 岁的马丁.路德.金在收获烟草的田野里，第一次看到黑人与白人一起劳动的景象的地方??
徐冰：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