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在马相伯和蔡元培的创议下举办了“张充仁归国展览会”,和徐悲鸿、汪亚尘、颜文梁、朱屺瞻等一起发起成立”默社“;并创立了中国第一家集绘画、雕塑创作和教学于一体的”充仁画室“,为马相伯、于右任、冯玉祥等爱国人士、社会名流塑像,为学生们授业解惑。抗战期间,他创作了《遗民》、《恻隐之心》、《户口米》、《满目疮痍》等控诉日寇暴行的作品,雕塑了《饥》来揭露敌占区“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的悲惨景象和激励人民抗战的《干城》;他严厉抨击沦陷区的黄色颓废之风,雕塑了《恋爱与责任》,告诫青年人在恋爱时不要忘却身上的社会责任。抗战胜利时,他雕塑了《胜利纪念像》、《清溪》、《司徒雷登像》和《齐白石胸像》等杰作。张充仁发表过很多论着;并在之江大学、上海美专、新华艺专、苏州美专等任教。
张充仁经历过晚清、民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十分向往新中国的建立。上海解放前夕,他就满怀激情地创作了《解放》,以一尊男子裸体像奋力挣断捆绑在身上的铁链,来象征人民喜获解放的心情。解放初期,上海市人民政府拟在外滩建立人民英雄纪念塔,两次在全国征求图样,张充仁都是名列第一的雕塑家,他创作的《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群雕,受到陈毅、宋庆龄、潘汉年等领导的激赏,雕塑精像完成后,正准备翻铸铜像时,来自某方面的指示已下达上海:“受资产阶级影响严重的张充仁所设计的图样是不妥当的……需发动美术界和新闻界狠狠地批评他一下,此人在文艺整风以后尚如此毫无进步……”这座张先生引以为豪的得意力作只得停建,原作也不知所踪!张充仁回顾自己的经历后撰文道:“我回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真心拥护社会主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读了十七遍……在毛主席《讲话》的指引下,努力使自己的作品反映时代精神,我的许多作品是有目共睹的。”在抗美援朝时,他雕塑了《朝鲜农民舞》;万隆会议期间,创作了《印尼英雄舞》;“大跃进”时,创作了以大炼钢铁为主题的雕塑《以焦保钢》,以及鼓吹粮食丰收的《遍地黄金》;“三年自然灾害”一结束,他立即雕塑了《甘雨》和《养猪姑娘》,来表达农民喜逢甘雨和姑娘怀抱猪崽的愉悦心情。一直到“文革”前,他还雕塑了《气锤声下》、《唯亭丰收》、《田歌》和《上海民兵》等歌颂工农兵的作品;当我国登山运动员登上世界第一高峰时,他塑造了《珠穆朗玛》群雕,来激励人民勇攀高峰的斗志!甚至在“文革”后期他还雕塑了《怜其少子》和《笑里藏刀》,把林彪的阴谋家的嘴脸刻画得惟妙惟肖。“文革”结束后,他创作了《友谊第一》和浅浮雕《工农联盟》等,忠实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曾记得张充仁还去过北京人民大会堂雕塑马、恩、列、斯巨型浮雕头像,完工后,他自我感觉良好,但一位权威人士指出:“四个头像都朝右看,是否意味着革命领袖会越来越向右转?”这样一顶政治帽子扣下来,夫复何说,只能拂袖走人!诸如此类的遭遇,随着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和越演越烈的极左思潮,使张充仁陷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更何况他是在土山湾由“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长期“奴化教育”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毕竟不是依靠的对象;加上他曾替蒋介石、司徒雷登等“头号反动派”塑过像,因此,虽然他认真学习、紧跟形势创作了大量歌颂工、农、兵和反映时代精神的力作,但长期来被排挤、受打击,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使他逐步处于边缘化的状态,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文革”期间更受到严重的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