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书画作伪“技艺”何以能在短短的数年间便“突飞猛进”、并频频“得手”呢？作者认为它与以下这几个因素有关：一、书画造假已进入高科技时代。赝制书画固然历史悠久，但传统型的造假总是以手工来操作，因此仿品难以真正达到行家眼中的“高仿”状态。现在则不然，自有人陆续发明了书画投影、放大、定形之类的仪器及仿真印刷器械后，加上这几年借助电脑仿制名家印章技术的“普及”，使得书画作伪的几处技术“瓶颈”终被打开。二、网络、数码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艺术与图书市场的繁荣，为书画造假业提供了潜在支持。如今书画作伪者获取任一名家真迹作品及有关艺术创作的信息渠道较以往任何时候都多，选用作伪母本或寻找外围参照物显得极为便利，这给造假带来较大的“变通”与隐蔽空间，鉴定人辨伪与取证的难度则大增。三、做为抵御书画作伪有效力量的鉴定人材出现了严重断层与滞后现象。四、大众媒体及艺术传播机构对书画伪作缺失严格的把关监管机制。近一段时期，一些作伪与售假者沆瀣一气，有意将仿造的某些名家伪作公开出版到某名家作品专集里或刊载到相关的书刊中，也有的打着“学术研讨会”或举办“某名家作品特展”旗号将众伪作拿到专业场馆作集中展示，不少作伪还“借”大众媒体“造势”以误导社会公众。
作者多年置身于国内艺术品市场从事书画鉴定与收藏的专题研究工作，出于维护“国粹”艺术圣洁的心愿和一位艺术工作者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通过梳理与遴选，在此就具有“高级仿品”意义的五种作伪手法及其疑伪（文中对本人认定的伪作皆以疑伪字样表示，说明只是个人观点）成品进行披露与剖析，祈望能给广大艺术品收藏爱好者带来提醒与警示作用。
一、仪器+绝对克隆
“绝对克隆”系常见的一种书画作伪手法，俗称“下蛋”造假，意即从一母本生出若干子本来。具体指作伪者主观上力求像复印机一样将某位书画名家的某件作品（原件或影印件）原原本本，一成不变地复制出来。事实上，传统书画造假也常用此法，只是因造假者纯以徒手操作，故极少做得到笔墨与造型都十分接近于母本，而往往是顾此（笔墨）失彼（造型），或反之顾彼失此。现在情况已大不一样，好些作伪人以特殊器械来协同作伪，则完全可使子本能最大限度地接近于母本。
二、相对克隆+鉴定名家题跋
“相对克隆”与“绝对克隆”的不同，是作伪人在进行一对一克隆时有所“变通”，此处专指有意不复制题款，而以其他方式替代的作伪。“相对克隆+鉴定名家题跋”作伪术的形成多多少少与作伪的操作程序有关：先是书画赝制，一般总是先操作该成品的“主题内容”或称“表现题材”部分，若“顺利”（不满意可弃之重来），则再施作“末道工序”——署假题款；再是据称造名家的题款难度不小，它常使作伪“前功尽弃”，故有作伪者“发明”了一种不直接做假题款，而改用“让鉴定名家题跋”的花招。如此一来，成品非但貌似有题款，而且还有一个“证明其系真迹”的“证词”，岂不是“两全其美”？
图1“任伯年作品”是南方某拍卖行2006年秋季竞拍物，画的是传说人物钟馗像与“半个”鬼，画面无本款，而有当代著名鉴定家谢稚柳在右上方作的“任伯年钟馗图 谢稚柳题”题跋，并有六方规格大小不一的鉴藏印钤盖于画的下方，使该画似乎显得较完整充实。面对图1这样一件经鉴定名家“掌眼”的画作，或许一般的艺术及收藏爱好者对它不会起疑心，何况此画的艺术质量并不差。不过，笔者还是出于鉴定工作的“职业规范”去查阅了有关任伯年作品的资料，结果在一部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的《徐悲鸿藏画选集》大画册P114将图2找了出来。经比对两图的笔墨与造型状态可知，图1“相对克隆”自图2，原作母本有作者本人的款识，母本原作材质偏旧，纸已发赭黄色；疑伪作品底色虽白，但全纸遍布着霉点——此系人为做旧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