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名人题跋是近些年较多见的书画造假伎俩。有的作伪者竟大胆到让被作伪的署名者（多数是已年迈的名家）在伪作上题跋——让当局名家本人指假为真的地步。以书画鉴定学原理论，题跋属“非作品构成要素”范畴，它本不（应该）是书画鉴定的主要依据或称重要依据。话说回来，如果大家彼此的认识都正确，那也就不存在此处这个话题了。
三、更名克隆
我们知道，凡是克隆性质的书画作伪，均客观存在着母、子本问题。见多识广的收藏鉴定者发现母本的机率相对大一些，一旦某件伪作的母本被找到了，那么揭伪举证就具说服力。也正因为如此，作伪者便会千方百计地让母本更隐蔽，“更名克隆”手法因此就“应运而生”。
所谓“更名克隆”，即作伪者先选择某特殊类型的某名家原作或影印件进行“绝对克隆”或“相对克隆”操作，待施制到伪作题款步骤，便有意将子本的署名同母本的作成“张冠李戴”状态，且伪题款的字体一般会根据署名名家的具体情况作些变动。通俗表述的“更名克隆”是：仿的明明是张三的作品，故意说是李四画的。
随着我国“文革”时期创作的美术作品近些年在收藏界的持续升温，市面上便频频出现“更名克隆”类型的伪作。此件题为《申请入党》的人物画真迹在艺术市场中就先后出现过多种“版本”，有署名“杨之光”，也有署名“华三川”、“李震坚”等。一件署名“华三川”的疑伪画作，入拍在南方某拍卖行2006年春季拍卖会，尺寸纵135厘米，横66厘米，画上除以隶书字体署“入党申请”标题外，还写有“岁在乙卯（1975年）夏月华三川画”这些字，其实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申请入党》的真实作者是河北省画家梁岩，原作创作于1973年，曾公开出版过无数次，当时出版物皆未标示画作的尺寸。
当今以“更名克隆”方式造假的名家伪作非但多，有些仿品还被做成和母本的画面图呈左右相反（利用投影仪器造假）的模样，据称这样母本还会更隐蔽一些。
四、挖款+添笔
传统书画造假早就有“挖款”这一招术，通常是一件小名家真迹作品题款中的作者名、号文字被作伪者挖去、再填补入某大名家名、号文字，这样客观上的小名家作品就被冒充成大名家作品了。“添笔”作伪，也是从古至今皆流行的书画局部作伪方式，一般都是造假者或经营人出于“利”的考虑，在一件原本系某书画名家亲笔作品中，有意添加入少部分“伪”的笔墨。近些年书画造假“技艺”普遍提高了，“挖款”也好，“添笔”也罢，它们各自的操作界线渐渐在拓展延伸，还时有二者作“并施”的举动。
五、书画疑伪成品+出版
有道是“书山有路勤为径”，说明自古以来，书在人们的心目中就不仅仅只是“真实”的代称，而是带有“崇高”的意味。难道不是吗？凡书中所正面论述的事或物，每每被世人视作是思维与行为的“标榜”与“准则”。有谁想过，近几年书在艺术品收藏圈中却不“圣洁”了，它时常在扮演“误人”的角色。
书与书画伪作有“染”，我总结缘自于以下这三个方面：一是近些年艺术与图书市场较为繁荣，各出版机构出版的各类型名家书籍数量极多、出版周期偏短，有关名家书籍的编辑者绝大多数并不擅于鉴定书画且社会上的书画识伪总体实力较弱，面对着书画造假水平越来越高的现实局面，这无形中造成了一种可能，书籍出版得越多，书画赝品“混编”的可能性就越大；二是我国已步入市场经济时代，不少出版社与书画经营商是为“经济利益”（无视社会影响）而合作出书。这让有意出版书画伪作显得轻而易举；三是有些不法商人为达到售假目的，公然伪造相关的出版物或是因某伪作仿得与印在某书籍中的母本较相似就“谎称出版”，与经济活动中的欺诈属同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