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人声喧嚣，车流穿梭，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厅里却是一个安静的世界。2013中德作家论坛9月1日开启，在首日论坛中，聆听到的是中国作家莫言、贾平凹、毕飞宇和德国作家福尔克尔·布劳恩、罗尔夫·拉佩特、乌尔苏拉·克雷歇尔、米夏埃尔·伦茨、安娜·魏登霍尔策的声音，还有他们的故事。
中德作家的周末话题有些沉重：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作家的责任与自由、家园与乡愁，而且又因文化背景的差异，作家们有点自说自话，各自为政的味道，但好在中国作家敢放下身段说出掏心窝子的话，也让论坛多了几分真切、轻松和自然。
莫言
曾禁不住诱惑写电视剧
莫言的演讲主题是《全球化时代作家的责任》。他说，全球化既让交流变得便利，同时也是一场噩梦，因为一切都变得统一和标准化，这对文学、艺术来说是非常可怕的。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他认为作家在写作时不应该成为群众代言人，“也许个别作家有这个能力代表群众讲话，但我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也没这样的愿望。”他认为作家应该不仅是社会生活的观察者，也是实践者，要有坚持自己立场的勇气，并在作品中坚守自己信奉的道德和价值。
莫言在谈到文化、艺术应如何应对当下资本控制的时代时表示，作家一定要有定力，而不是随波逐流。
他回忆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商业化大潮来袭，“下海”是当时最响亮的词汇。他自己就没能禁住诱惑，1992年写了一部电视剧。“别人一集3000元，我是一集15000元，10集总共挣了15万元，还是税后。”莫言说，在当时，15万元对一个作家来说，真的是惊喜。
但也是在那个时候出现了“陕军东征”的文学现象：陈忠实写出《白鹿原》，贾平凹创作出《废都》，引发整个社会阅读长篇小说的热潮。“当年所谓聪明的作家其实是愚蠢的。”莫言甚至说，《废都》如果不是因为有盗版的因素，应该是中国销量最大的小说之一。
莫言还戏言，“即便是从赚钱的角度，当时我写电视剧也只赚了十几万元，但人家陈忠实的《白鹿原》今天都赚了几百万元了。”他认为，一个作家得有自己的标准，“任它千变万化，八面来风，只管按自己的方向前进。”
在莫言看来，所谓好人、坏人，正义、非正义，其实并没有特别清楚的概念，而是有大段的模糊地带，这正是作家施展自己才华的广阔天地。他因此强调，作家面对稿纸时，不应顾忌或祈求什么，只有在自由的心态下才能写出好的作品。
乌尔苏拉
看到和听到的不能想当然
莫言关于作家应该依据个人经验写作的观点在下午德国作家乌尔苏拉·克雷歇尔的发言时遭到了反对，“我不是很同意莫言关于写作是从个人经验出发的观点，个人经验可以很天真、无意义、想当然，相反一个作家听到和看到的很多东西是不能想当然的。”
乌尔苏拉的发言主题是《文学笔下坚持特殊性，服从独一无二性》。“文学必须坚持那与众不同的东西，信守那独一无二的东西。它需要时间，回忆时间，思考时间，需要自己的节奏，也需要悲伤的沉默和掷地有声的反抗。”乌尔苏拉认为全球化的恶灵在不断诱惑人们对很多问题过早地下结论，但很多事情都需要时间。她说全球化总是诱使人们把一切做得越大越好，做得越轻越好，在艺术市场上人们已经付诸实践，仿佛工作就是泡沫饼干。但她希望能在写作里缩小一些已经被扩大了的名字，“问题变得越来越大，我会一边写作一边思考着缩小化的名词，小小的语言，小小的词语，小小的动物，小小的乐趣。而中国如此巨大。”乌尔苏拉的发言在这句话上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