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是清末思想家、著名实业家郑观应的著作。张之洞评价此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然而，有着如此先进思想的作者本人，终其一生，却时时显露出“人格”的分裂 文/雪 珥
1895年4月20日（农历三月二十六日），江苏布政司邓华熙，向光绪皇帝发出了一道奏折，郑重推荐一本书：《盛世危言》。就在他上折荐书的三天前（4月17日），李鸿章已经在隔海相望的日本马关春帆楼，与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在中日条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一场急风暴雨，开始迅速涤荡中国知识界。
邓华熙所推荐的这本《盛世危言》，俨然成为那只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的海燕。光绪皇帝命总理衙门将该书印制2000部，发给朝中的高干们作为学习材料。《盛世危言》一时洛阳纸贵，人人争读。在这本书的忠实读者中，有时年37岁的康有为，也有时年29岁的孙文;而一个还在湖南韶山牙牙学语的婴儿，日后也向美国记者斯诺坦言，这本书对他的少年时代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个婴儿，名叫毛泽东。
这本畅销书的作者郑观应，是晚清大名鼎鼎的职业经理人兼思想家。这一年他53岁，正在轮船招商局担任总经理（总办）。
千手观音呼风唤雨
在晚清历史上，郑观应的确可以说是“千手观音”。作为职业经理人，他在外资、官督商办及民营企业纵横捭阖。最风光时，同时担任五六家知名企业的总经理，绝对可称是当时的“打工皇帝”。
郑观应是广东香山人，那是一个盛产买办的地方。16岁那年（1858年），郑观应“高考”落第。虽榜上无名，却脚下有路。他离开家乡到上海追随其叔叔，顺利进入英商宝顺洋行实习。当时，他的另一香山同乡、比郑大4岁的徐润，也在这家公司当学徒。
郑观应的外企职场生涯相当顺利。两年不到，他就开始管理宝顺洋行的丝楼及轮船揽载事务。当1867年宝顺洋行在全球金融风暴中倒闭时，郑观应无论在经验还是资金的积累上，都已经可以单飞，展露其“千手”之能。他先在和生祥茶栈担任翻译，不久便盘下了这家茶行，经营两湖、江西、徽州等地的茶叶生意。同时，他还成为外资企业“公正长江轮船公司”的董事，并参与上海最早的外资驳船公司——荣泰驳船公司的经营。英资太古洋行成立太古轮船公司后仅两年，郑就出任该公司总买办。这一年（1874年），他才32岁，登上了外企华籍员工的顶峰。
此时，郑观应的年薪已在7000两白银以上，还有不菲的办公津贴（按当时行情，一般为年薪的5～6倍）。当时，一亩良田的卖价，亦不过6两白银。郑观应的收入中如果再加上佣金、分红和自己的投资，据估计年入银高达100万两以上，远远超出一般买办1万～5万两白银的年收入。
头上顶着外资名企（太古洋行绝对是当时的世界500强，至今仍在香港等地上市）的灿烂光环，兜里揣着叮当作响的真金白银，“千手观应” 郑观应并没有成为一个守财奴，而是积极地将手伸向政界。他除了掏钱捐官外，还开始大力参与上海商界的筹捐赈灾活动。这个广东人，迅速融入了官场上的江浙帮派，并赢得了李鸿章、盛宣怀等人的青睐。
年轻的郑总在政界的投资迅速结出果实。1880年，李鸿章邀请郑观应加入大清国第一家官督商办棉纺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担任副总（会办）。机器织布局权力握在官方代表手中，四川候补道、总经理（总办）彭汝琼和郑的关系总是不谐，导致企业筹建进展艰难，甚至连房租食用都要付不出了。李鸿章见状不妙，便将彭调开。已经捐官混到了厅局级（道台）的郑观应，顺势成了新的总经理。他利用“一把手”的权威，压制了新调来的官方代表龚寿图、戴恒等，成功地在招股过程中规避了“姓公姓私”的无聊问题，以公开募股的办法，超额筹集到50万两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