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孙继伟
经济发展速度快，市场机会瞬息万变，要求企业家果断决策，保证决策效率。而决策效率又与决策者的权威分不开，企业在成长壮大的过程中，强调集权和企业家权威，成为一种经营选择。
有研究表明，企业若要把分工专门化、互相依存的团队生产的效率潜力变成现实，不仅必须建立权威的群体决策结构，而且必须集权化。但是，尽管集权可以提供给企业所需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却不能解决导致市场失灵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过度的专制权威，是获取明智决策所必需信息的障碍。如果企业需要选择集权和企业家权威，那么，如何保证明智决策，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曾有一种大V叫谏官
一般认为，谏官是对君主的过失直言规劝并使其改正的官吏。“谏”的含义是以正直之言启悟别人。谏官之“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给各类人提意见，而是给君主提意见。当然，给君主提意见并不意味着只针对君主的过失，谏官的职能是及时发现君主和高级官员的不当行为，以及反响强烈的社会问题，并直接向君主提出意见或建议。谏官职能的重点是防止君主做出错误决策、纠正已经做出的错误决策。谏官的工作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廷诤”，即在朝廷当面向君主进谏;另一种是“上封事”，即书面向君主提意见。
谏官制度是儒家“君权有限”政治思想的体现，谏官的使命之一是实现儒家的政治思想。中国古代以儒学作为君臣伦理纲常的主导思想，孔子及儒家思想固然不反对君主制度，但决不提倡和拥护无限君权。荀子说：“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 这说明儒家虽然倡导“忠君”，但并不是一味服从于君主的绝对权力，而是忠于君主代表的国家整体利益，如果君主个人犯的错误有损于国家整体利益，儒家也倡导官员进行“劝谏”。
古代谏官的另一个重要使命是弥补君主集权制的缺陷。君主制的显著特点是将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权集于帝王一身,在这种体制之下，君主握有生杀予夺大权，可以超越法律约束，君主个人的过错可能会严重损害国家整体利益，或导致国家大政方针的倾斜。中国古代一直实行君主集权体制，为了弥补这种体制的固有弊端，各朝代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谏官制度则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在中国古代行政体制中，纳谏与进谏是君臣间的一种道德契约，君主用贤纳谏，臣子(不仅仅是谏官)尽忠进谏，构成了君道和臣道的基本要求。李绛曾经对唐宪宗说过两句极深刻的话：“自古纳谏昌，拒谏亡”，“古帝王以纳谏为圣，拒谏为昏”。
尽管如此，因为古代君主有生杀予夺大权，所以谏官仍然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为了鼓励谏官大胆直谏，谏官体制赋予了谏官充分的自主发言权。谏官讲错了也不要紧，具有“言者无罪”的特权，正所谓“谏言不咎，谏官不罪”。白居易下面两次进谏的不同结果正是这一准则的体现：
唐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四月，在“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科举考试中，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三人抨击权贵，言辞激切，成绩优异。当时的考官吏部侍郎杨玉陵不仅录取了这三个人，还使他们名列前茅。宰相李吉甫对这几个考生怀恨在心，他打探到牛僧孺与主考官有亲戚关系，就向唐宪宗告状说主考官徇私舞弊。宪宗派裴垍、白居易等六人复查，结论是维持原录取结果。
李吉甫和其他权贵不肯罢休，唐宪宗听信谗言，罢免了杨玉陵、韦贯之的官职，参加复查的官员基本上都受了处分。当时任左拾遗(谏官)的白居易虽然也参加复查，而且慷慨陈词为杨玉陵、韦贯之、裴垍等人辩护，但因他是谏官而未受处分。
元和十年，白居易任太子左赞善大夫时，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出的刺客刺死，白居易上奏折为武元衡申冤，请求拘捕李师道。当时由于他已不是谏官了，唐宪宗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为由，把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
我国的谏官制度源远流长，从秦汉到隋唐经历了由草创到完善的过程。唐代是谏官制度最成熟的时期，除典型的谏官谏议大夫外，在门下省和中书省也有众多谏官，而且出现了谏官的专门机构“谏院”，还对谏官设定了专门的“岗位职责”以及相应的考核制度，谏官每月领取谏纸，按时呈送谏疏，否则为失职。
不少研究者认为，宋朝开始，谏官由原来监督皇帝逐渐变成了监督宰相，这导致了宋代及以后谏官制度的衰退。但是，宋史专家虞云国认为，宋代由于有侍从与御史的加入，对君主起监督作用的官僚层面反而有扩大的倾向。笔者认为这并不矛盾，虽然对君主的监督作用没有削弱，但由于承担谏议职能的官员增加，谏议职能演变为“人人负责、人人无责”局面，谏官的作用和影响力也不像宋代之前那么突出。
谏官制度和谏官所做出的贡献对古代行政管理体系的自我完善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中国管理思想和传统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企业可以设置首席问题官
古代谏官主要是在行政管理体系中发挥作用，现代政治和行政体制权力分散、多方制约，而且政府部门的分工精细，对高层官员和决策程序的监督环节、监督渠道众多，批评和反对力量也多元而强大，所以政府中已经没有必要再设谏官。而在现代企业中，民主和制约成分远不如政治和行政体系，中国的高成长企业为了体现决策效率，反而在强调集权和企业家权威。
在这一背景下，借鉴古代谏官以及进谏、纳谏文化的精髓，企业至少需要一名积极进谏的高级管理人员，可称为首席问题官。
借鉴国外的“首席”系列职位，首席问题官英文可用Chief Solution Officer，简称CSO。之所以用Solution(解决方案)而不用Problem(问题)来表示问题，一方面是因为Problem可能会让人理解为首席问题官是制造问题的，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另一方面，首席问题官虽然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挖掘和表达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研究和提出解决方案(Solution)。
首席问题官不分管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工作”(如生产、营销、财务、人力资源等)，而是跨专业、跨部门地挖掘问题、研究问题、表达问题，并牵头制定解决方案。
集团型企业的子公司或一般企业的部门也至少需要一名积极进谏的管理人员，可称为高级或中级问题官。企业基层也需要一些积极进谏的骨干员工，可称为初级问题官或基层问题官。
首席问题官代表着一种积极进谏和纳谏的企业文化，只要企业着力塑造这种文化即可，名称不一定叫“问题官”，也可以叫“进谏师”等其他名称，也不一定要作为专职职位。
培育进谏和纳谏文化，设置首席问题官及中层、基层问题官对中国企业有重要意义和作用，具体表现为：
(1)借助首席问题官的职位和作用，可以使企业领导人树立积极纳谏、从谏如流的形象，鼓励广大员工积极提意见和建议的积极性，这样既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又能从中筛选真知灼见。
(2)中国企业受传统文化影响，一般员工都怕得罪上司，不愿意向上级提反对意见，这导致报喜不报忧现象比西方企业更加突出。借助问题官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问题官的职责就是挖掘问题和研究问题，如果他逃避问题，自己就失职了。
(3)一些领导和群众对专门挑刺(提反对意见)的人很反感，但是受几千年谏官制度的影响，人们对谏官及相似职能的专业人员的“挑刺”行为能够容忍和理解。
(4)很多问题是跨部门、跨专业的，把问题与部门对应起来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设置问题官有利于企业跨部门、跨专业地协调和解决问题。
首席问题官的思想渊源和主要职能虽然来自古代谏官，但是，现代企业的首席问题官与古代政府中的谏官还是有明显的差异。古代谏官主要在行政管理体系中发挥作用，其定位和使命是：(1)为君找问题;(2)助君明得失;(3)辅君创伟业。
现代首席问题官在企业中发挥作用，其定位和使命是：(1)解决企业管理话语体系中反对声音偏弱、进谏风气不足的问题;(2)防微杜渐、减少决策失误和管理风险，防止问题演化为危机;(3)克服企业发展的障碍，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4)为总裁和CEO决策和管理分忧解愁。另外，现代首席问题官与古代谏官在制度环境、任务范围、工作方法、所用工具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
“谏官”又称“谏臣”，中国古代官职之一，指规谏君过之臣、劝谏天子过失之官，谏官的职责是对君主的过失直言规劝并使其改正。
魏征 (580-643年)
字玄成。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以直谏敢言著称，是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