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于北京宾馆举行的最后一次长会上，周再一次用诗阐明了一个观点。他说:“在你楼上的餐厅里，有一首毛主席书写的关于庐山的诗。最后一句是'无限风光在险峰'，你们来中国就担了某种风险。”周的诗境同毛的诗境一样，在伟大的领袖们中间并非不寻常。政治学，从其最高的境界来讲，与其说是散文，毋宁说是诗。
周同蒋及美国调停者在中国内战期间的谈判，对于共产党的胜利是必不可少的。他的拖延战术为增强红军的力量带来了宝贵时间。他那假装妥协的愿望使得蒋的美国保护者们寸步难行。
一个台湾的国民党官员甚至这样说:“只要我们在内战中把周弄到我们这边来，今天被放逐到台湾的也许是毛，而我们就会在北京了。”不管说得多么言过其实，这个国民党官员却提出了一个正确的观点，这就是毛在革命中的作用被估计得过高了。毛不可能独自一人征服和统治中国。要是没有周，他能否做到这一点值得讨论。重要的是，毛实际上不是单枪匹马取得胜利的，是周毛之间的伙伴关系赢得了中国。
毛当初是个反抗地主和军阀压迫的农民，周则是一个同不平等和外国侵略作斗争的知识分子。他们代表中国社会里的两大因素，是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团结起来的。
他们的伙伴关系虽然在历史上意义重大，不过一开始却是不吉利的。周在1931年来到毛的江西根据地时，是一个失败了的城市反叛者。周立即把军事指挥权拿了过来。毛在几年之后说，他在这个时期里，对党的事务“毫无发言权”。在国民党军队把红军赶出江西，迫使其进行长征之后，这两个人才合作制订了他们的迂回路线和战术。在万里长征跋涉途中，周挺身而出在政治上支持了毛，促成了把毛提升到共产党主席的地位。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正式的伙伴关系有四十二年之久。
毛把世界看成是充满矛盾和处在经常变化的状态，他把斗争看成高于一切。周更为务实，更着重于运用有选择的斗争来达到具体的目的。周把他那卓越的行政才能和似乎不知疲倦的个人精力，都用来反对中国五千万官僚分子的占压倒之势的惰性和使之处于一种能控制的程度，好让毛超脱具体事务，做国家的精神领袖。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说过，“周在毛的面前，像一个伺候一位杰出的国会议员的笨拙的秘书”。周具有优雅风度，很难想象他像个笨拙的人，不过在毛的面前，他确实退居从属地位，至少部分是故意这么做的。他看清了觊觎毛的宝座的危险性。
20世纪中国这两位伟大领袖非凡的伙伴关系，在1972年以“文化革命”的结束和中美恢复友好关系的成功达到了顶点。
摘自:[美]尼克松 《领袖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谈大国领袖》 海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