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像我会见过的任何领袖一样，都是事先作好了充分准备。他在讨论之前就作好了种种研究，只是遇到一些高度技术性的问题才问助手。
基辛格对我说过，周的谈判本领会使我感到惊奇。他说得对。大部分谈判涉及象征性的问题和实质性的问题。在我同毛会晤之后，周和我坐下来举行我们第一次全体人员参加的会谈，周就提出了一个象征性的问题，来巧妙地测验我的决心，看看我是否由于来了中国而正在放弃我过去强烈坚持的旧观点。
他说:“正如你今天下午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但是约翰·杜勒斯却不愿这样做。”
“不过你说过，你并不要同他握手。”我反驳说。
“不一定，我是想同他握手的。”周回答说。
“那好，让我们握手吧！”我伸手，隔着谈判桌又一次握了他的手。
周似乎挺喜欢这个话题。他继续说:“杜勒斯的助手瓦尔特·贝戴尔·史密斯先生曾经想采取不同的做法，但是他没有破坏福斯特·杜勒斯的纪律，因而他不得不用右手端咖啡。由于人们是不用左手握手的，他使用左手摇了摇我的胳膊。”大家都笑了。接着，周又说:“不过，我们不会责怪你们。因为当时国际上的看法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坚如磐石的集团，西方国家也是一个坚如磐石的集团。现在我们知道了，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打破了旧格局，”我赞同说，“我们对每个国家都要根据它本身的所作所为来判断，而不是把它们全部混为一谈，说因为它们有着同样的哲学，就全部是漆黑一团。由于我曾在艾森豪威尔政府里待过，我应该诚实地对总理说明，我的看法是同那时杜勒斯的看法相似的。但是从那时以来，世界发生了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也必须改变。”
周坚忍顽强，但是在解决我们的分歧时却是灵活的。在联合公报谈到台湾问题的一节上，我们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放弃台湾，他不愿也不可能放弃对台湾毫不含糊的主权要求。他想利用我们的联合公报把这个要求确定下来。通过双方达成的妥协，每一方都以不带煽动性的语言来陈述各自的立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基辛格和周都立了大功。周的双眼总是盯着主要问题的，他知道同美国的新关系比在台湾问题上取得胜利更为重要。
在我们整个谈判期间，他始终沉着应对。周同赫鲁晓夫的滑稽丑态和勃列日涅夫的戏剧性表演形成明显的对照。他从不提高嗓门，从不拍桌子，从不为了压人让步而以中断谈判相威胁。我在1976年告诉周的妻子，她的丈夫总是坚定而有礼貌。就是当他“手里握有好牌”时也极为温和，这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把他的镇定沉着大部分归功于他的锻炼和经历，但这也反映了他那成熟的自信心。俄国领导人明显地认为，在助手面前证明自己的男子汉气概是很有必要的，周却不以为然。
周的谈话并不像毛的谈话那样富于色彩，但他多次用生动的形象来说明他的观点。在我们从机场乘车前往宾馆的途中，他简单明了地说过:“你的手是从世界上最大的海洋那边伸过来的--双方没有往来整整二十五年。”
周是一个有造诣的诗人，有时就用一首诗来表明一个具体观点。提到1972年的总统选举，并表示希望我获胜。周谈到毛的一首题为《咏梅》的诗。周说:“在那首诗里，主席的意思是说，走出第一步的那个人，不一定总是伸出手来同你拉手的那个人。百花盛开的时候，也就是百花就要凋谢了。”周继续说，“你是那个采取主动的人，你也许不会在现在岗位上看到它的成功，不过我们当然会欢迎你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