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在极大程度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三个人的历史。毛打败了蒋的军队后就巩固了自己在大陆的统治。这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就把毛蒋的冲突实际上说成是上帝与魔鬼间的决战。毛把自己看作功同两千年前第一次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他的成功形成了全中国人对他的个人崇拜，人们把领袖奉为神明。周一般使自己处于次要地位，忠实地起着使机器运转的作用。蒋则在台湾进行统治，利用他那叫人俯首听命的手段，维持了尊严。
在这三人中，我和蒋认识最早。我把他和蒋夫人当作朋友，而对另外两个人则不然。我和蒋的关系是私交，也是同信仰、共原则的产物。但是赢得了大陆战争的还是毛和周。在这两人中，周的眼光更具有持久的力量，简言之，周也是我所认识的最有天赋的人物之一，他深刻地懂得权力的奥妙。所有这三个人都去世了，但是周留下来的影响却在现代中国日益占据优势。
1972年我首次访问中国之前七个月，派了亨利·基辛格带着秘密使命去北京，为安排这次访问进行商谈。基辛格在北京之行的两天内，花了十七个多小时同周进行了直接、广泛的讨论。他回来向我报告说，他认定周可与戴高乐并列为他曾见过的“给人印象最深的”外国政治家。
虽然基辛格像我们大家一样，讲话偶尔也有夸大之处，但他却很少背后大肆赞扬别人。在我会见了周并同他进行了一个星期的会谈之后，我就意识到基辛格为什么这样非同寻常地赞扬周了。
1972年我在结束中国之行的最后一次祝酒时曾说:“我们在这里已逗留了一周。这是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一周。”有些观察家觉得我被这次戏剧性的访问冲昏了头脑，过高地估价了它的意义。我相信历史将会表明，如果在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方面不迈出这样第一步，在同苏联实力对比上，我们现在几乎一定会处于面临危及生存的不利情况。1972年的《上海公报》以正式的形式肯定了外交突破。个人和形势对此外交突破都起了作用。周恩来就是应该首先受到高度称颂的一个人。
周是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家和具有儒家风度的人物，是有献身精神的理想家和深谋远虑的现实主义者，是政治斗争的能手和杰出的调解人。一个才识不如他的人如果扮演这些错综复杂的角色，就会以思想和行动上的不知所措而告终。但是周能够担当任何一种角色，或者把所有各种角色同时担当起来而不给人以优柔寡断、出尔反尔的印象。对他来说，扮演这些角色并不是玩世不恭，不断改换面具，反映了一个非常复杂而又精明的人的不同的侧面，这些侧面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为什么他的政治生涯如此漫长和丰富多彩。
作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专家，他能够利用各种历史性的机会，并忍受政治上的挫折和生活上的艰苦。他又拥有儒家的个人品德，能在外交冲突中出类拔萃，并成为千百万中国人的“敬爱的领袖”。现实主义者的机敏，使他能精确地估计国内政治和国际外交背后的各种力量。在内部政治斗争中不动声色，能够保证他的政策不因为他的去世而中断，并且持续到毛以后的时代。调解人的策略和礼貌，使他在这些激烈分子企图使国家分崩离析的时候，保持统一。
所有这些品质的交互作用，使周在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中的岁月比列宁、斯大林和毛都要长。
周的早年生活是一个革命领袖政治演变的典型范例。他诞生在上海西北约二百英里的江苏省淮安城。当他的母亲去世而他的父亲又不能抚养他的时候，周氏家族收养了他，让他在各叔伯家里轮着住。周的传统的官僚世家从童年起就用中国的古典文学来教育他。但是当他同在满洲沈阳城里的伯父母一起生活时，他进了几年基督教传教士办的教会小学，一直上到15岁。就在这期间，他学了西方传进的“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