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是按照他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行动的，讨好外国外交官和记者对这些利益是有好处的。不过一旦他的利益需要，他就会无情地与人断绝交往。在我们的关系中，周恪守我们协议的文字和精神。然而他这样做决不是为了寻求单纯的友谊，他是为了他信奉的利益才建立友谊的。
西奥德·怀特是在延安认识周的，若干年之后的今天，他意识到对周充分信任是不太适当的，他把两种形象聚到了一起，他写道，周“如同本世纪任何共产主义运动产生的人物一样，是一个卓越而又无情的人。他会以绝对的勇敢，以猫捕老鼠的灵巧，并以经过深思熟虑、破釜沉舟的决心行事。然而他还能够表现出热情亲切、自然流露的人情味和彬彬有礼。”
周的个性很适合他担任的这种政治角色，因为他如同一块由几种金属炼成的合金，较之任何一种单一的元素更为坚实有力。周的政治才能在于能够成功地扮演明争暗斗的能手和调和者这两种角色。
周恩来:来自达官门第的革命家（5）字体 [大 中 小] 一个新闻记者有一次问周，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他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还是首先是一个共产党人。周答道:“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其次才是一个共产党人。”周的同事们当然都是中国国民。但是他们大多数首先是共产党人，其次才是中国人。周也深深地信仰他的主义，但是把这种信仰推向极端却不是他的本性。
周的官僚家庭背景也使他同他的同事们有所不同。他的家庭是在旧中国的那一套处世哲学中培育出来的。他的家庭的成员几世纪里都保持了他们的社会地位，用中国的古书教育他们的孩子，把他们安插在帝国官僚机构里。周在青年时期就抛弃了中国社会的哲学基础，但他绝不可能摆脱掉自己身上的旧文化的烙印，他也不愿如此。他对中国的过去，对那些值得保留的“旧社会”的因素，总是保持着一定的尊敬。
周不同于大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他对他的过去和家庭反复表示感激。1941年在一次恢复国共两党抗日联盟谈判的间歇中间他对一小群人谈论过。对听众里的中国人而言，他如下的一番话激起了人们发自内心的同感。他深沉地说，他的愿望是打败日本人，那就可以在他母亲的坟前祭奠，他说道:“至于我，我今天的一切和我所期望于自己的一切，都多亏了我的母亲。她的坟地如今在日本占领下的浙江。我多么想能马上回到那里，去清除她坟上的野草。这是一个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革命和国家的游子能为他母亲做的起码事情。”
也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周的父亲--一个似乎在事业上毫无成就的人--写信向他著名的儿子要钱。周就客客气气地把他微薄薪金的一部分寄了去。1942年他父亲去世时，周在共产党报纸上按家庭传统要求的方式登了一个讣告。这个行动一定会使不少革命同伙们瞠目结舌。
在1972年历史性会见之前许多年，周对一位记者说过，我们两国之间没有正式关系，那是美国的过错。他说任何一个美国人在中国都会受到欢迎，不过这应当是互惠的。他又说:“中国有句古话:'来而不往非礼也。'”他强调说，“这是孔夫子说的，他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把孔夫子作为一个权威来引证，对一个中国共产党领袖来说，似乎有些不相称。但是对于周来说，这件事是完全符合他的特点的。孔夫子认为统治社会的“君子”和“士大夫”有才智、尊严、风雅、仁慈、决心和毅力。周的教养使他具备这些品质。
这些品德使周处理个人的政治关系卓有成效，并帮助他同对手们共处了整整半个世纪。按照一度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张国焘的说法，周属于这样一类人，为人和顺，善于结交朋友，从不走极端，总是能使自己适应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