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的儒家品德也使他得到了中国人民持久的爱戴。他是唯一获得“我们敬爱的领袖”称呼的政治人物。他的深得人心在中国政治中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这在他逝世时表现得最为明显。有一次电视短片里出现了这样的镜头:毛的妻子、极左分子江青在周的遗体前无礼，不肯脱帽，广东一群在街道居委会看电视的人便喊出“揍她！”
邓小平，这位周所选拔的副手，在悼词中那样高度颂扬这位已逝世的总理，致使这篇演说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极左派在标语中呼吁毛予以谴责，说“这个评价应该推倒”。毛那时在政治上虽然是同情左派的，但是据称他回答说:“对周恩来进行任何攻击都肯定会遭到人民的反对。在周的追悼会上所做的悼词里的评价不能改变。人民不支持把这个评价推翻掉。”
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种决定论的历史观。它的信徒们相信历史必定走向世界共产主义，相信加速历史的这种进程是他们的职责。他们这样看待自己，所以就避开道德的一切考虑。
而周在政策和政治两方面更喜欢运用他的老练，而不是残忍手段。周作为总理实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有些改革是有益的，有许多改革是有害的。不过他的改革不一样，没有像他的对手们那样往往过快、过多地实行变革，从而引起社会动荡。周抵制了要求一步登天的过激派的反对，坚持推行一种逐步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纲领。
周在中国政局中变幻莫测的联盟的问题上，不声不响地运用权力，但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他从不给同事们以谋求更大权力的印象。每当受到毛庇护的强硬路线派结成联盟时，周尽管对他们的新政策感到厌恶，但还是会同他的对手一起工作。他会暂时保持低姿态，等到联盟陷于僵局，他的支持就成了关键。在这时候，他就转向一个采取较温和路线的反对派。
不过，如果别人把党内斗争逐步升级到使用暴力，周也会跟着做。在美国和中国宣布恢复友好关系后不久，一桩很不正常的事件发生了。红军领袖林彪鼓动反对最高领导已经变得很明显了。周和他的盟友就起来镇压他们。林发现自己显然已经失败时，就乘了一架飞机企图逃离本国。周在我们会谈期间告诉我，林的飞机是向苏联方向飞的，不过在航行途中失踪了。他补充说，从此他们再没能发现这架飞机。他于是就微笑起来。
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文化革命”，或许是在周掌权的年代中对他进行的最严峻的考验。
毛担心共产党1949年胜利后国家的革命精神和活力已经被腐蚀了，年轻人变得软弱了。他认定只有在动荡中才能使中国保持其革命价值。他号召中国的青年同这种制度进行斗争，宣称“在我们开始干革命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而那时的统治者们……则是老年，又有经验。他们有较多的学问，但是我们有较多的真理”。
青年人作出激烈的反应。他们中许多人由于缺少教育和经济方面的机会，而感到极度失望。他们焚烧数以千计的学校和工厂。哲学家林语堂把“革命总是毁掉孩子们”这句老生常谈的成语倒过来评论说，“在中国是孩子们在毁掉革命”。
毛的红卫兵模糊的使命是破坏了政治秩序和官僚秩序，周作为总理却处于这种秩序的顶端。在“文化革命”高潮时，有将近50万红卫兵包围了人民大会堂，把周事实上围困了起来。他以惯有的镇定，一连三天两夜忙于在一连串的马拉松式会议上，对付那些围困他的人。火气被平息下来。不久这群人就开始散开了。
1971年基辛格从他秘密的中国之行回来后告诉我，周在谈到“文化革命”时，几乎掩饰不住他内心的沉痛。这并不使人感到惊异。周是第一代共产党领袖，他在革命中为达到平均主义的理想而斗争。他还是一位推行经济逐步现代化计划的领袖。因此，他一方面同情“文化革命”的目的；另一方面他也知道，中国如要在以后几十年满足人民和国防的最基本的需要，就不得不使它的经济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