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埃德加·斯诺有一次描述周的时候谈的那样，他是“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诗人”；当他看到红卫兵狂暴破坏他精心奠定的现代化基础时，一定会极其痛苦。
中国可以把周作为保住党和国家统一的伟大的调和者来追忆，而世界则将清楚地记得他是中国主要外交家。他是中国的梅特涅、莫洛托夫和杜勒斯。谈判中他表现出本能的敏捷，善于运用国际力量的原则，并且有热烈的思想信仰带来的一种道德信念。所有这一切同他对外国的深入了解，长期的历史洞察力以及个人的丰富经验，结合起来就产生了我们时代最有造诣的外交家之一。
在外交事务方面毛给周相当的自由。谈到具体的国际问题，毛在我们1972年会晤时一开头就说，“那些不是应该在我这里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讨论。我讨论哲学问题”。我们会谈中触及了最高领导议程上的一系列问题，但是都是从哲学角度谈的。最有趣的是，在我此后同周的所有会晤中，他常常提到毛所谈的话就是他在谈判中所持立场的指南。
周是两个关键性外交事件的核心人物。这两个事件比其他任何事件都更加开创了今天的全球平衡，这就是中苏分裂和中美建交。导致中苏破裂的争论，实际上归结为一个主要问题，这就是谁要成为共产主义集团的头号人物？苏联作为第一个共产主义大国，在1917年以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且顽固地要保持它的突出地位。中国可以说是第二个共产主义大国，但是，作为中国人，毛和周肯定不会甘愿接受老二的地位。
谁为盟主的问题存在于实质和象征这两个标准上。当苏联是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共产党国家时，它的领袖们可以要求中国人跟着他们的外交走，因为中国要依靠苏联的核保护伞来保护自己。苏联的领袖们还利用他们的核垄断进行赤裸裸的威胁。在共产主义世界里，苏联为盟国提供了保护伞，同时还把剑悬在他们头上。因此，中国人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他们向苏联要求技术援助，苏联虽然勉强同意了，后来却又撤销了。
以象征的标准去看，中国领袖们感到，在同苏关系的任何事情上都没有平等，都是向野蛮人卑躬屈膝。1957年莫斯科会议之后，周强烈抱怨说，赫鲁晓夫应该学习中文，好使他们的谈话不至于总用俄文进行。赫鲁晓夫恳求说，“不过中文太难学了”。周气愤地答道，“你学汉语总不会比我学俄文更难吧！”
争论之激烈到1961年苏共代表大会上才公开化。赫鲁晓夫力图谴责顽固坚持斯大林的做法而不顾克里姆林宫新路线的阿尔巴尼亚。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观察员，起而反对了赫鲁晓夫。他也许考虑过，假如今天独立思考的阿尔巴尼亚遭到谴责，那么明天中国也会遭到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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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以通过代表大会对斯大林主义进行集体谴责来作答。然后周就向斯大林墓献了花圈，上面写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这种事情上，赫鲁晓夫比任何人都敢作敢为，他竟然操纵通过了把斯大林遗体从列宁墓搬出来的决议，这是他的最后还击。周退出了党代表大会，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分裂就变得无可挽回了。周在几年之后说，“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阴魂现在已经在克里姆林宫里定居下来了”。
到60年代末，中国发现，由于中苏分裂，自己处于孤立，并为敌对势力所包围。在我作出推进同北京和解的最后决定以前，我曾试图把自己置身于周的地位。事实上，他往每个方面看去，都会看到实际的或潜在的敌人。
他往东北看到了日本。日本人虽然对中国并不具有军事威胁，不过他们的经济实力使他们具有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的可怕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