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周还亲自集合机场上欢迎我们的仪仗队。他们看上去都很强壮，个子很高，而且装束无可挑剔。他挑选乐队在宴会上演奏乐曲。我晓得他事先研究了我的背景材料，因为他选出了许多我所喜爱的乐曲，包括在我就职典礼上演奏过的“美丽的阿美利加”。此行之后，威廉·罗杰斯国务卿告诉我，有一次在同周会晤之前，一位年轻的妇女还给周送上过一份次日报纸的清样，他挑出一些文章放在头版刊登。
“伟大来自对细节的注意。”就周而言，这句箴言几乎确实有几分道理。然而，即使他在亲自护理每一棵树木时，也总能够看到森林。
周还有着中国人另一种明显的品质，即坚定不移的自信心。这种自信是中国人在他们的本土上由于享有数千年文化的最高成就而获得的。不过中国人也意识到，他们的文化遗产分割成了两部分。
一方面，由于中国过去两个世纪中所蒙受的民族耻辱，更加强了周对外交粗鲁失礼的敏感。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曾由我的已故朋友哈罗德·里(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和香港居民)作过生动的描述。他对中国和西方的心理的了解是异乎寻常的。我在1965年问过他，如果美国承认北京政府，中国共产党人会有什么反应。他的回答是格外地直言不讳。他说，他们会怀疑地问，“你们要承认我们？你们完全弄错了。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承认你们”。在1954年越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发生的一件事，表明周对藐视中国民族尊严的敏感程度。周代表着中国，约翰·杜勒斯国务卿代表着美国。杜勒斯对一个记者说，“只有在我们的汽车相撞”的情况下，两人才会会晤。一天上午，恰巧双方都提前到达会场，他们彼此遭遇了。周伸出手来准备握手。杜勒斯摇摇头，走出了会议室，完全藐视这位中国外交部长。六年之后，当他向他的朋友埃德加·斯诺重提这件事时，还露出痛彻心扉的表情。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杜勒斯的怠慢是可以理解的。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被朝鲜战争中的共产党中国的“志愿军”杀害，台湾蒋介石政府很快就要同我们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中国大陆和苏联联合起来对付美国。不过，我深知这件事伤害了周。因此，当我首次抵达北京走下飞机扶梯的最后一级，向他走去时，就主动伸出了我的手。我们的握手留下了此行最值得纪念的照片。
另一方面，我们在同中国人相处中发现，他们很自信，所以他们能内省其行而不为他们的缺点而惶惶不安。周在我们谈话中不断地提到，他们需要了解和克服他们的不足之处。在我们第一次会晤时，他把他们方面的平均年龄同我方的进行对比时说，“我们的领导层中上年纪的人太多了，因此在这点上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后来在访问中，他为我们在参观明十三陵时的一件事表示歉意。原来有位下级官员组织了一群穿着鲜艳的孩子，教他们在我们一行人到达时应该做什么。他说道:“有人让一些小孩子到那儿去美化陵墓，那是一种弄虚作假的表现。你们的新闻记者向我们指出了这点，我们承认这是错误的。我们自然不想掩盖这个错误，我们已经批评了做这种事的人。”我在访问中，不禁想起赫鲁晓夫的夸夸其谈，与赫鲁晓夫相比，中国人的做法要高明得多。赫鲁晓夫粗鲁的自夸是明显地要掩盖他的自卑感。周的巧妙的自我批评却是成熟的自信心的一个证明。不过我知道这大体上是一种处事的方式。事实上，中国人坚信不疑地认为，他们的文化和哲学极为优越，确信到时候就会战胜我们的和其他任何人的文化和哲学。
周的智慧和个人魅力使许多人着了迷。这些人没有认识到这些品质是和一个毫不留情的政治实干家的特点同时存在的。新闻记者弗里德·阿特莱说:周的吸引力是“难以抵挡的……他机智，有魅力而又有手腕”。西奥德·怀特承认:“在他面前，任何不信任的感觉或者对他还有些怀疑的判断，几乎都烟消云散。”在日本的一位中国新闻工作者说，“我应该说，他是我所见到过的给人印象最深的公众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