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信教的“新教徒”
1805年的一天，英国银行家约翰·巴林在美国旅行，想去看望前去看望他的合作伙伴史蒂芬·吉拉德。得知吉拉德最喜欢的商船之一“伏尔泰”号已经安全从西印度群岛返回，约翰兴冲冲地赶着马车前往吉拉德位于宾州南部的农场，他认为这个好消息足以让一向严肃冷酷的吉拉德露出笑容。他到达农场时，邻居告诉他，吉拉德正在阁楼上存放干草。
“请您通知他我想见他。”约翰的话音未落，吉拉德已经出现在他眼前。
“我来是要通知通知您，您的商船‘伏尔泰’号已经安全返航了。”
“我知道它已经安全抵达。我的船一向安全。‘伏尔泰’号是艘很棒的船。请原谅，巴林先生，我要去忙我的干草了。”说着，吉拉德就再次爬上了阁楼，留下一脸诧异的巴林。
事后巴林感叹说，勤奋应该是吉拉德成功的最大原因。即使在事业如日中天，富可敌国时，他也坚持工作。每天从以一匙荷兰酒和最浓的黑咖啡开始，直到很晚才休息。唯一的娱乐就是驱车去他的小农场，并亲手耕种。他对自己生产的蔬菜和水果颇感自豪，而且饶有兴趣地争取提高产量。吉拉德认为工作是人的灵魂，“劳动就是生活、幸福及一切”，而懒惰则让人生锈、堕落。
吉拉德对劳动的态度与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新教徒的天职观极其相似：劳动是一种荣耀，是人生的根本目的。“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一个人完成他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
但事实上，吉拉德是个彻底的异教徒，认为“宗教在我心中没有任何位置”，甚至以此为荣，到处宣传。他经常在周日工作，以表明这个上帝休息的日子只是人们偷懒的借口，浪费时间去参加那个尊崇上帝的仪式是连傻子都不如的行径。他自称“启蒙时代的儿子”，“伏尔泰的书是我的圣经”，笃信理性。
其实这二者并不矛盾，因为在18世纪的北美，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内化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一部分，完全融入世俗世界。如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所说，在殖民地的艰难岁月里，由新教伦理发展而来的资本主义精神，以飞快的速度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惯常。资本主义“已经被制度化了，恰似一只现成的铁笼，称其为铁笼不是因为它令人不适并且束缚自由，而因为它坚固可靠并且稳定到位。”
可以说，吉拉德是个不信教的“新教徒”。在17、18世纪的美国，像吉拉德这样的商人大有人在。比如汽船大亨罗伯特·富尔顿、钟表商伊莱·特里、毛纺企业家汉弗莱斯，他们也都不是信徒，而是科学和理想的追随者，但是他们与吉拉德一样，其所遵循的的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有共同的内核：勤勉、诚信、理性、节俭。
吉拉德正是靠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建立了庞大的财富帝国，也凭着它抵抗住了财富的进攻，以禁欲似的节俭和圣徒般的捐赠诠释出一种真正健康的财富观。
晚年的吉拉德住在华特街上的一个黑暗的小房子里，没有孩子，妻子多年前死于精神失常。在常人看来，他是个糟老头，孤僻、刻薄、冷酷、铁石心肠。他总是对其下属心存顾忌，担心他们会出自己那里得好好处；他的开销很小，可能比他的办事员还低；他从不施舍行善，“一个乞丐在他的门前卧一辈子，也别想从他那儿得到一个子儿”。
1980年，80岁的吉拉德的左眼视力开减弱，但是他仍然拒绝任何帮助。有一次他试图穿过一条拥挤的街道，被路过的马车撞到，伤势很重。他的耳朵聋了，脸被擦伤，视力完全丧失，体健康状况急速恶化，1831年12月26日，吉拉德在Water Street的一个小平房的里屋里孤独地死去。但是几天后，他的遗嘱公布于世，让对他心怀偏见的人们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