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党和托洛次基主义者正在诋毁中国革命，说什么中国革命已经彻底完蛋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它的一切支部，应当与这些毁谤坚决斗争，这是他们的责任。”
可怜的执委会，除了造谣歪曲的手法，一句反驳我们的话也说不上来！国际上的社会民主流派都声称蒋介石的胜利，就是民族革命的胜利（那个糊涂的乌尔班斯（注七），也这样以为）。左翼反对派却认为蒋介石的胜利，即是民族革命的失败。
我们左翼反对派从没有说过而且也不可能说，中国革命彻底完蛋了。被欺骗、被误导、被摧残和被消灭的，只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第二次中国革命。当然，仅仅这一项"成就"，已足够说明，今天领导国际共运的绅士们犯了多么深重的政治罪行！
我们左翼反对派从一九二七年秋天起，就确认中国革命退潮已成事实，无产阶级在后退，而反革命则已暂时取胜，正在大肆庆祝。斯大林那伙人的立场是怎样的呢？
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真理报”上，斯大林写道：“中国共产党正走向全面的武装暴动。中国整体的形势证明这条路线是正确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每时每刻地、广泛地、审议周详地准备武装暴动。”
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执委会，在批准中共冒险主义路线的同时，作了些模棱两可的保留。这种保留的目的很明显：为自己留条后路，当形势不利的时侯，可以不用承担责任。
第九次全体会议的中国决议，是轻浮而且罪恶的。履行这个决议，只会造成新的冒险，新的毫无价值的牺牲，进一步破坏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丧失在群众中的地位，把尚存的优秀革命分子葬送在冒险主义火坑里，摧毁党还剩下的一点力量。从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到一九二八年七月八日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这个时期彻底浸透了盲动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斯大林领导的苏共和共产国际，就是这样帮助蒋介石把中国革命最后一点火种扑灭的。
一直到第六次大会上，共产国际的领袖才承认：
“客观上说来，广州暴动的性质，已经属于革命退潮时期的“且战且退”。”（“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啊！是“客观的”！那么主观的呢？暴动路线的自觉制造者--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呢？他们遮遮掩掩地承认广州暴动是冒险。不管怎样狡辩，共产国际在反对派的意见提出一年以后，尤其重要的，是在连续地惨败以后，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已与武汉时代同时终止。无论怎样挣扎，中国革命是不能经过冒险主义来恢复的。在第六次大会上，中国代表张飞荣（译音--Chan Fi-yun）报告说：
“广州暴动的失败，给了中国无产阶级一个更重的打击。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在这样连续败北的情形之下完结了。在工业中心地区，工人运动已经感觉到消沉的气象。”（“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第一百六十四号）
事实就是事实！第六次大会也不得不在事实面前低头。武装暴动的口号，已经取消了。领导们所剩下的事情，不过是玩弄“第二次中国革命”这个字眼，把所谓的“革命第一阶段”与将来的"第二阶段"，用一个无限的时期来划分开来。这是企图在纸面上，来拯救自己的威信，或者说是残留下的那一部分"威信"。
十五、第六次大会以后
中国共产党的苏姓代表（译音--Siu），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六次大会上说：“只有托洛次基派和中国陈独秀派这些叛徒，才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独立（？）发展（？）的前途和稳定（？）。”。
我们且不理这种谩骂。这些可怜的家伙，假使他们不破口大骂左翼反对派，便不能再住到"豪华"旅馆（注八）里去。辱骂反对派是他们在共产国际唯一的生存之道。谭平山在投降敌人以前，也曾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执委会上，用同样态度，大骂过“托洛次基主义者”。他们企图嫁罪于左翼反对派，说我们把“民族资产阶级”理想化，并认为它能“独立发展”。真是罕有的赤裸裸地无耻！斯大林在中共的追随者，现在如同他们的领袖一样，靠骂街来掩饰心里的慌乱，因为六大以后发生的事情，再一次显示了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去了解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将来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