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共产党员参加联合政府的真实经过。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当斯大林的演说和论文，在许多人心中还记忆犹新的时候，其塔罗夫的报告，是不能发表的。虽然其塔罗夫（年纪虽轻，却非常伶俐！）为了他自己的官运，并没有对莫斯科的领袖们说一句坏话，甚至说到鲍罗庭的时候，仅仅用“某一非中国同志”来代替。
谭平山抱怨说他拿广大的农民运动没办法！其塔罗夫的指责是正确的，但也是虚伪的。其塔罗夫知道，正是斯大林决定了谭平山的表现。谭平山在一九二六年年底，来到莫斯科接受新的指令，并向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汇报工作，说他在对付“托洛次基主义者”方面，干得不坏。就是说，对付那些要求退出国民党藉以组织工农的共产党员们。斯大林打电报给谭平山，要他约束农民运动，不要惹恼蒋介石和北伐军里的反动军官。同时斯大林却谴责反对派……说我们轻视农民。
第八次全体会议，甚至通过了一个特别的决议，题名为“对于托洛次基与伏育维奇两同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演说之决议：”
“托洛次基同志……在全体会议上要求，用苏维埃的形式，在中国立即确立两重政权的形势，并立刻采取打倒左派国民党政府的路线。这种在形式上（！）极左的（！！），可是在实际上机会主义的（！！！）要求，不过是重复旧的托洛次基主义。托洛次基是要跳过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土地革命阶段。”
这里，斯大林一班人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反托派运动的本质。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和资产阶级结盟，反对工人农民起来夺取政权。
十二、领袖与群众
所有中国的工人组织，都被莫斯科的“领袖们”利用，去约束、压制和破坏革命群众的斗争。
其塔罗夫继续他的陈述：
“原定在武汉开的工会大会一天天地拖延下去，当它终于招开的时候，也没有做出任何努力，以对反革命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反之，在大会最后的一天，它还决议在国民政府公署之前，举行群众游行，目的是表示他们对政府的忠诚。（洛佐夫斯基（注五）插言：“我在那里警告了他们”。）”
洛佐夫斯基这时候出来说话，简直不知羞耻。他“警告”了中国的工会干部；其实呢，中国的工会干部，就是被他们这号"领袖"的指示弄得昏头涨脑的。洛佐夫斯基跑到中国去，转了一圈打道回府，他没有帮助中国同志分析形势，预见革命和反革命的发展，没有做任何对革命有用的事。这个“领袖”从中国回来写道：“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已经变成支配的力量。”（“工人底中国”第六页）。
无产阶级，已经被蒋介石的铁蹄踏在脚下了，洛佐夫斯基还说出这样的混帐话。他身为赤色职工国际总书记，这样欺骗全世界的工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正是由于各种不成器的“总书记”的破坏，中国工人遭受了历史性的失败。洛佐夫斯基竟嘲弄中国的工会干部，说那些“懦夫”受到提前警告了，所以后来受到屠杀，也是自作自受。这种"警告"，就是他在武汉的那次演说。在这小小的插话里面，可以看出现在的“共产主义领袖们”保住官位的手段，看出他们以势压人的权术，他们为了个人前程，置千百万人于不顾的卑鄙！
革命性群众运动的力量，确实是无可匹比的。我们已经看见，虽然犯下足足三年的错误，1927年春天上海的形势还是有救的，如果工人不把蒋介石当作解放者，而当作势不两立的敌人来"迎接"。更有甚者，甚至在上海政变以后，共产党仍然有机会在各省加强自己的力量。不过斯大林要他们服从“左派”国民党。
对于武汉国民党掀起的第二个反革命浪头中最"辉煌"的一页，其塔罗夫有如下的叙述：
“武汉方面的政变，发生于五月二十一到二十二日。……政变是在简直不可信的情形下发生的。在长沙的军队有一千七百人，集合在长沙周围的农民武装则有近二万人。虽然有这样的优势，反动军官还是夺取了政权，枪杀了所有的农民积极分子，解散了一切革命组织，建立了他们的独裁。这完全因为长沙和武汉领袖们的懦怯，犹疑和退让的政策所致。农民们听到了长沙政变的消息，他们便自己准备起来，打算围攻长沙。这进攻是五月二十二日决定的。农民从各方面调动他们的队伍，向长沙进发。很明显，他们不要很大的努力，便可取得长沙城。可是正当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一封信，在这封信上，陈独秀教他们最好避免公开的冲突，把问题转到武汉来解决（注六）。湖南省委根据这封信，便下了一道命令，通知农民武装退却，不要向前进展。但是这个命令，没有送达到某两个分队，这两个分队，便向长沙进发，结果是被军队消灭了。”（记录三十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