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不眨眼的贝利亚有可能被证明是位深明大义、具有全球性思考、甚至是人道主义的社会改革家！于是我深陷历史的迷雾中。
《波兰十月风暴》这本书中，用万余字详细介绍了卡廷惨案的始末，对究竟谁是这场惨案的元凶，是这样写的:苏联秘密屠杀波兰军官的“密档第一卷的第一份文件，是斯大林签署的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的决定，第二份文件是1940年3月5日贝利亚给斯大林的报告”。紧接着判断性地指出:“两份文件构成一个整体，报告是决定的依据，是卡廷惨案的原罪之始。”(242页)
也就是说:秘密屠杀21857(通常说是20857——引者注)名波兰军官的元凶是拉夫连季·贝利亚。
这本书的作者是1958年就在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任职、1990年代升任大使的刘彦顺先生，今年4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可称双重的权威，应该是可信的。
但对给贝利亚下的这个结论，我有些疑惑。我一直关心着卡廷惨案。不久前我也曾在小稿《卡廷:一个永恒的历史伤痛》(《书屋》2008年第5期)中谈及此事，认为贝利亚不仅不是元凶，而且是屠杀的反对者。
过去，我一直对贝利亚没有好感。书本的描述和电影的直观都给我这样一个印象:这是一个屠杀苏联千千万万“异斯大林者”的凶残刽子手和漂亮妇女的摧残者。坦吉尔·阿布拉泽1987年导演的有些荒诞色彩的电影《忏悔》(获戛纳电影节评委特别奖)中，那个阴险毒辣的官僚阿拉维泽，据说就是根据贝利亚的形象塑造的。他死后，受害者家属一次又一次地把他的尸体从坟墓中挖出来竖在他自家门口以示复仇。另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1991年由意大利、美国、俄国合拍，安德列·冈察洛夫斯基导演的《圈内》里，深更半夜急促的敲门声使男主人公(一个电影放映员)胆战心惊，以为秘密警察把他当成“人民的敌人”来抓他了。出乎意料的是，内务部经严密审查看中了他的“忠诚”，叫他去克里姆林宫，专门为敬爱的斯大林同志和贝利亚等苏联高官放映电影。正当他因进入圈内如此接近最高领导层而得意忘形之际，他深爱着的漂亮妻子被贝利亚强奸了。绝望之余，他只好告别“敬爱的斯大林同志”而悬梁自尽。
这样，每次看到那个“闪光的玻璃眼镜后面还有一双眼睛”的形象，不寒而栗的感觉就会“嗖”地一下掠过心头。
可是，贝利亚儿子谢尔戈·贝利亚写的《我的父亲贝利亚》(王志华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6月版)一书让我震惊了:一切似乎不是世人原来所认为的那样！
儿子总不会挖老爸的烂疮疤的。可小贝利亚说老贝利亚的那些好话，都举出了有力的旁证或作出合乎逻辑的推论，让人难以否定。
还是从卡廷惨案说起——
《波兰十月风暴》没说错，一直宣称有那两个文件:先是贝利亚的报告，继之是斯大林的批示。但小贝利亚认定这一切均是捏造。他说:参与掩盖卡廷秘密的不仅仅是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局，而且还有苏共中央的全部总书记，包括最后一位。当在波兰方面不断交涉而无法再抵赖的情况下被迫承认，于是把罪责全部甩在了贝利亚头上。事实是，贝利亚是屠杀波兰军官的唯一反对者，他从没有在屠杀波兰人的报告上签过字。当时对波兰军官实行枪决投票赞成的有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加里宁等整个党的上层。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特别坚持要这样做。贝利亚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中公开站出来反对这丑行的唯一的人。在政治局会议上贝利亚这样解释自己的立场:“战争已不可避免。波兰军官是同希特勒进行斗争的潜在盟友。无论如何，我们要进入波兰，而波兰军队在未来战争中应该站在我们一边。”贝利亚因固执己见险些丢了乌纱帽。日丹诺夫甚至公开说自己可以替代贝利亚的工作。即使这样，也未能迫使贝利亚在波兰军官的死亡判决书上签字。当然。一个人的异议是改变不了整个领导层的决策的。贝利亚受命在一星期内把被俘的波兰军官交给红军部队，而血腥屠杀任务交给了国防人民委员部执行。贝利亚曾把他不同意枪毙波兰军官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上交。这份材料应该保存在“卡廷案件”秘密卷宗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