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利亚被赫鲁晓夫处死以后，后者试图恢复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于是想让铁托相信，横在两国关系发展道路上的石头是贝利亚。铁托笑着接过话茬:“如果您觉得用这种方式向自己的党交待此事比较方便，那您认为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但我很清楚，事情并非如此……”(赫鲁晓夫多年之后又先后矛盾地说:还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贝利亚就赞成恢复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同样，贝利亚也曾强烈谴责匈牙利共产党对经济事务的干涉。小贝利亚写道:“共产党在这样做的时候什么都不负责任，包括苏联共产党也是如此。我父亲在斯大林在世时就坚持自己的这一观点。”(这个观点在那次全会上也被完全歪曲了。)
网上有篇关于贝利亚的文章说，贝利亚在斯大林生前是“大清洗”的主要执行者，双手沾满了几百万无辜人民的鲜血。斯大林死后，贝利亚又强调要保护宪法赋予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释放120万囚犯；对40万人的案件停止侦查；提出为“医生谋杀案”平反；还下令禁止对犯人体罚和使用暴力；公开批评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推行较为自由的经济政策等等。这一切都“并非出于真心，而是为了与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人争夺权力，收买人心的需要”云云。
其实，如前所述，贝利亚的好些言行是在斯大林在世时就坚持的。至于“大清洗”与他无关。1936年到1938年那是叶若夫的“市面”。贝利亚是1938年“大清洗”结束后才任内务人民委员的。他接替叶若夫后的1938年10月17日，就竭力请求上层出台了一个谴责已实行了多时的不法侦讯方法的决议。小贝利亚写道:“像我父亲，就千方百计阻止制造违法乱纪行为。就算不是全部，但总有一部分是做到的。”“我父亲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工作中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镇压政策。遗憾的是我不知道准确数字，但当时有数十万人从集中营被释放出来。”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写的一段话可作为旁证:“对贝利亚的任命显示……这个人应在为时不晚的时候去纠正叶若夫的胡作非为。应该记得，在1938年底和战争开始前这段时间中释放的人都是在贝利亚任职期内获释的。人数很多，我不知道在其他领域里所占的比例有多大，但《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一书载明，正是这几年释放超过1／4的在叶若夫时期被捕的军人。因此有传闻说，贝利亚恢复了公正，力图纠正叶若夫作的孽，这些话不是没有根据的。”
小贝利亚说，1939年和1940年逮捕仍在进行，但这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倡议的，而是根据中央组织部的要求、斯大林的个人命令和政治局的决定。比如，1940年8月10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的关于处罚劳动纪律破坏者的命令，就不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或其副手们签署炮制的，也不是产生于惩罚部门内部的文件，而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决定——甚至它也是间接的。一切均由党的上层决定。这是公开的秘密。但有一些事，新上任的人民委员也办成了。一个特殊的例子是:贝利亚故意延缓死刑的执行。如已被宣判死刑的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最后没有被枪毙；而另一个叫万尼科夫的，判决后一直在牢房等待处决。有一天斯大林想起了万尼科夫，说，真可惜，这种现在急需派用场的人没有了。贝利亚就趁机对斯大林说:“如果事情起突然变化呢，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结果万尼科夫获释当上了人民委员，后来三度评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我的父亲贝利亚》中译本校订者、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徐葵还从另外两位俄国学者津科维奇和姆列钦的有关著作对照这本书，归纳出贝利亚做过的一系列好事，诸如:在斯大林死后第一个提出要反对个人迷信；平反冤假错案；主张实行党政分开，工农业等经济问题应让政府去管，党不要多加干涉；认为波罗的海三国、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有自己的农业传统和特点，不可搞集体农庄；主张在苏联的民族关系上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限；主张修好与南斯拉夫关系；主张两德统一(前文已重点提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