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乾隆在传位的同时明确宣布：“凡遇军国大事和用人事宜，决不会置之不问，仍要亲自处理。”退位后，乾隆仍然自称为“朕”，他的谕旨称为“敕旨”；对前来进贡的朝鲜使者有板有眼地说道：“我虽然归政，但大事还是我办！”；他借口已经在养心殿居住了60年，只有这里才“安全吉祥”、便于召见群臣，无论如何也不肯搬出去；为了限制嘉庆，他还一度上演了“传位不传玺”的闹剧；本来嘉庆即位改元后，全国上下应该统一使用嘉庆新历，可宫廷中还是用乾隆年号，如乾隆六十一年、六十二年；新皇帝即位后，钱币应该改铸“嘉庆通宝”，可那几年却是乾隆、嘉庆两个年号的通宝各铸一半……在父皇的淫威下，以仁孝著称的嘉庆，只能没头没脑地做了几年有名无实的“二皇帝”。
不能否认，永琰还是很有资质的。他勤奋好学，6岁读书，13岁通五经，之后跟从多个师傅学习今体诗和古体诗，文化基础非常坚实。尤其是在从14岁被秘密立储到35岁登基的漫长的20多年中，他经受住了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乾隆皇帝的时时观察和种种考验，并最终被确立为下任皇帝，都说明永琰的品质、才干绝非等闲。不过，他的这种资质才干，用在恪守仁孝、唯命是从、按部就班、因循守旧等方面还算说得过去，但用在安邦治国、开拓进取上就会显得异常地苍白无力。
如果天下安定、歌舞升平，凭嘉庆的能力做一位贤明的太平君主应该没什么问题。但乾隆后期国库衰竭、国力衰弱，朝廷政治腐败，官场贪贿成风，各种矛盾一触即发，沉醉于“康干盛世”光环下的大清帝国“外面看着轰轰烈烈，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就迫切需要一位有着刚猛手腕、铁血政策的“能君”来扭转乾坤、力挽狂澜。可惜嘉庆皇帝没有遗传到前面几任皇帝治国能力和开拓气魄的基因，虽然勤政图治，一心想着有所作为，但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位忠厚老实、波澜不惊的守成君主。
嘉庆亲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改变乾隆后期的种种弊政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却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清代中衰之势。嘉庆始终开不出一个根治日趋严重的腐化和怠惰的药方，对一大批“尸禄保位”的官僚只能警告、恫吓，最终徒呼“奈何”而已。他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有一定的认识，却不能真正有效地对付外来侵略者。他在位期间，土地高度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手中，农民大量破产、流亡，政治比乾隆后期更加腐败，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川、楚白莲教和鲁、豫天理教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纷纷爆发。此后，曾经不可一世的大清王朝只能沿着衰败的道路不可避免地衰败下去。
因为好大喜功而穷兵黩武，把原本强盛的大清帝国折腾出衰败迹象来的乾隆皇帝，至死也不承认他的统治出现了危机，他甚至还在发着“大清帝国，谁与争锋”的高烧，甚至认为自己留给子孙的仍旧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这种对当时形势掩耳盗铃似的错误估量，不可避免地导致他在确定接班人问题上的错误选择。不仅如此，乾隆皇帝还为了贪图虚荣、操控权力，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和私利，把皇位传给了一个不足以成大器的儿子，把有着二百多年辉煌基业的大清帝国交给了治国乏术、政治平庸的嘉庆皇帝，使大清王朝由兴盛转向衰落，一败涂地，最终沦落为被列强任意侮辱和践踏的殖民地。与其说，大清帝国衰败在嘉庆手里，倒不如说是腐朽在乾隆手里。正所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前车之鉴，或许能给后人一些深思和启迪！（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