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君主而言，可怕的不是有造反的野心，而是有造反的能力。所以宋太祖要“杯酒释兵权”，让老部下都去做富家翁。专制君主对一切世俗组织都必然心怀警惕，“结党营私”之所以是一个很重的罪名，关键不在于“营私”而在于“结党”。“结党营私”固然不可，“结党营公”就更加显得别有用心。
所以，作为组织的墨家必然只能存在于列国时代，那时还没有形成四海为家的大一统，列国君主面临的最大危险是身边的敌国，对自己治下的百姓自要松弛许多。而且，像墨子这类人可以周游列国，亦不致成为某一国君主的忌讳。一旦“六王毕，四海一”，君主就势必以臣民为敌，不但墨家这类的组织不可能继续存在，甚至秉承了一些墨家思想，以除暴安良为己任的游侠亦因“以武犯禁”而为朝廷所不容。
而释、道二教虽有组织，但因其强烈的出世倾向而稍可见容于世。释、道二教不似基督教，它们一方面有遁世色彩，另一方面却又教人顺从世俗政权，即便世俗统治残暴无道，臣民也应逆来顺受。而且，在传教上，“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使释、道二教高度依赖世俗政权的支持。正由于释、道二教没有什么威胁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安邦定国，所以才不致像墨家一样过早衰亡。
不过，虽然墨家已成遥远的绝响，但其思想至今依然散发着灿烂的光芒。倘能返本开新，墨学亦未必不能造福于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