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生扶持、帮助过许多文学青年，其中以组建“未名社”的形式给予一群年轻人的帮助与扶持，应该说最具典型性。
按通常说法，未名社只有6个人：鲁迅、曹靖华、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一个先生带着5个学生，开始时这样，结束时还这样。而这几个人的最初聚合，有赖张目寒的穿针引线之功。
张目寒与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等，都是安徽省霍邱县叶集人。除了同乡关系，他们还是或中学或小学时的同窗，后来又殊途同归都到了北平。当是时，鲁迅除在北大、北高师、北女师授课外，还兼任着北京世界语专科学校的讲师。张目寒正在该专科学校读书，便有幸成为鲁迅的学生且与先生常有来往。他对鲁迅的学识与为人都颇为敬佩，常对韦素园等谈起先生。韦素园等都是深受“五四”影响的文学青年，对鲁迅早已高山仰止，都渴望能得到鲁迅的指教。张目寒理解几位同乡的心情，便把李霁野暑假期间翻译的《往星中》带给了鲁迅，那一天大概是1924年9月24日。李霁野回忆说：“他第二天就看了，并约我去谈谈少数要修改的地方。这对我是极大的鼓舞。”正是从这里开始，这群年轻人进入了鲁迅的视野。通过张目寒的介绍，他们依次拜见了鲁迅，并很快同鲁迅成为朋友。
此时，鲁迅正在翻译日本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的文艺论文集《苦闷的象征》，计划译迄后以《未名丛刊》第一种的名义出版。看了李霁野的《往星中》译稿，决定将其也纳入该丛书序列。当《苦闷的象征》付梓时，便特意写了《〈未名丛刊〉是什么，要怎样？》，作为新书预告登在了《苦闷的象征》封底：“所谓《未名丛刊者》，并非无名丛书的意思，乃是还未想定名目，然而这就作为名字，不再去苦想他了。……现在，除已经印成的一种之外，就自己和别人的稿子中，还想陆续印行的是：1.《苏俄的文艺论战》。俄国褚沙克等论文三篇。任国祯译。2.《往星中》。俄国安特来夫作戏剧四幕。李霁野译。3.《小约翰》。荷兰望蔼覃作神秘的写实的童话诗。鲁迅译……”
1925年初春(一说1924年年底)，《苦闷的象征》面世，接下来的《往星中》出版计划却难以实施，因为李霁野尚名不见经传，而书局老板对新人新作不感兴趣。恰如一个兴冲冲只待婴儿第一声啼哭的父亲突然得知孩子已胎死腹中一样，李霁野的失望可想而知。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正是《往星中》的出版困难，促生了鲁迅自办出版社的意向。他告诉几个年轻人，日本有个完全由大学生自行经营的丸善书店，起初规模很小，慢慢就发展起来。又说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弄一个出版社的，只印自己的作品。这个提议理所当然得到了热烈响应，于是立刻筹划起来。商议结果是先集起能出4次半月刊和一本书籍的资本，估计在600元上下，并决定年轻人每人出资50元，其余部分全由鲁迅负责。
“建社”的整个筹划过程中，曹靖华一直没有到场。这位未来的大翻译家是河南省卢氏县五里川人，出生于1897年8月。受“五四”运动影响，他于1919年冬天在开封创办了“青年学会”。这个以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为己任的学生社团，影响很快遍及河南全省。那时曹靖华还在开封省立二中读书，他因此被推举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1920年夏天曹靖华中学毕业，入上海泰东图书局做校对工作，从而有机会结识了茅盾、郑振铎、蒋光慈以及韦素园等人，并经蒋光慈介绍于1921年元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他受该组织委派，与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韦素园、王一飞等20余人一起，秘密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该大学是共产第三国际创办的旨在培养东方各民族革命干部的大学校，其学员来自朝鲜、日本、越南、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多个国家。曹靖华等20余名中国学员被编在一个班，同吃一锅饭同住一间房。他们1921年3月入校，1923年毕业回国。酝酿成立“未名社”时曹靖华恰好不在北京，是韦素园写信通报了情况。曹靖华得信后立刻复信报名参加，并附寄了50元作为入社股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