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是随着王青士的离去，人气喧腾一时的未名社售书部日渐冷清。未名社成员则因为各自都另有一份事业要进行，没有更多精力投入社务，终于似劳燕般四散飘零。随着李霁野、苇丛芜先后受聘于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人力财力均早已陷入窘况的未名社名存实亡，不得不做出取消社名，存书交开明书店接收的决定，并随之在北平和上海两地报纸上刊登了结束声明——出世时不声不响的未名，辞世时却发布了“讣告”。
从1925年夏到1932年夏，未名社生存7年，出丛书两种：专收译作的《未名丛刊》和专收创作的《未名新集》。前者主要有鲁迅所译《出了象牙之塔》(1925年12月)和《小约翰》(1928年1月)；韦素园所译《外套》(1926年9月)和《黄花集》(1929年2月)；曹靖华所译《第四十一》(1926年6月)、《烟袋》(1928年12月)、《白茶》(1929年1月)、《蠢货》(1929年8月)；韦丛芜所译《穷人》(1926年6月)、《格里佛游记》(一、二卷)(1929年1月)、《罪与罚》(1930年1月)；李霁野所译《往星中》(1926年5月)、《文学与革命》(1928年2月)、《不幸的一群》(1929年4月)；后者主要有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1928年9月)，台静农的小说集《地之子》(1928年11月)、小说集《建塔者及其它》(1930年8月)，韦丛芜的长诗《君山》(1927年3月)、诗集《冰块》(1929年4月)；李霁野的小说集《影》(1928年12月)。至于鲁迅的杂文集《坟》(1927年)和台静农所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则是单独印行而不在丛书之内的。
未名社是消失了，但它的几个年轻人却成长起来。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包括不是“成员”而是“雇员”的李何林，后来没有一个不是“术业有专攻”的领军人物。只可惜韦素园英年早逝而王青士英勇牺牲，否则他们的建树应该只会更大。为了培养这些年轻人，鲁迅不知道耗费了多少心血。韦素园病逝，他为他题记墓碑：“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又作《忆韦素园君》，以志不忘：“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曹靖华的译着出版遇阻，鲁迅取回书稿亲手为其重新编辑，临终的前3天——即1936年10月16日下午，还为其写了《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文中给予曹靖华以充分肯定与褒扬：“……并不一哄而起的人，当时好像落后，但因为也不一哄而散，后来却成为中坚。靖华就是一声不响，不断的翻译着的一个。他二十年来，精研俄文，默默的出了《三姊妹》，出了《白茶》，出了《烟袋》和《四十一》，出了《铁流》以及其他单行小册很不少，然而不尚广告，至今无炫赫之名，且受挤排，两处受封锁之害。但他依然不断改定他先前的译作；而他的译作，也依然活在读者们的心中。”
总之，鲁迅对未名社有着很深的感情，他对未名社同人的评价，仿佛一个慈父在数落自己的孩子一样似抑实扬：“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未名社人理解鲁迅的意思，承认自己“是毫没有什么宏愿的，只是先生对几个青年的一点鼓励，使他们能勤勤恳恳的努力，在文学上作出一点贡献罢了”。而正是这“一点贡献”，让一个同人社团像雪泥飞鸿一样，在现代文坛上留下了永远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