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17日夜晚，鲁迅致信李霁野，说因为《莽原》半月刊与《莽原》周刊的关系，觉得“莽原”二字“不甚有趣”，提议改称“未名”。于是，《莽原》停刊，《未名》出世。《未名》，半月刊。民国十七(1928)年一月十日创刊。李霁野等编辑。未名社印行。出版地北京。民国十九(1930)年四月三十日终刊，共出24期。该刊为文学刊物。译文为主，创作次之。发表有曹靖华、韦素园、李霁野、韦丛芜、戴望舒等人的外国文学译文，李霁野、台静农等人的创作小说。鲁迅的演讲《现今新文学的概观——五月二十日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也揭载于此刊。
1928年2月，李霁野的译作《文学与革命》由未名社初版。恰逢济南第一师范有几个学生组织了一个未名社书刊代销处，就寄去一包请为代售。山东军阀张宗昌派人查获了这包书，并向北平有关方面进行了通告。北京警察厅得到消息，于1928年3月26日查封了未名社，逮捕了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台静农处还因此遭到搜查。50天之后，被捕者获释。李霁野等开启了“西老胡同1号”的封条，决定未名社不仅要存在，而且还要发展。鲁迅同意他们的意见，遂于7月间把《坟》的校改本和由他亲自审阅的韦素园译《黄花集》书稿寄到社里，以支持未名社的出版事业。
关于未名社被查封一事，鲁迅在《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一文中专门提到过：“未名社一向设在北京，也是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但还是遭些无妄之灾，而且遭得颇可笑。它被封闭过一次，是由于山东督军张宗昌的电报，听说发动的倒是同行的文人；后来没有事，启发了。出盘之后，靖华译的两种小说都积在台静农家，又和‘新式炸弹’一同被收没，后来虽然证明了这‘新式炸弹’其实只是制造化装品的机器，书籍却仍然不发还，于是这两种书，遂成为天地之间的珍品。”
1928年10月，未名社在北京景山东街40号开设了一个门脸，作为未名社出版部的“售书处”。三间房屋里都摆放了桌椅，俨然一个小型阅览室，使欲购书者可以稳稳坐下来先读后买——也算是招揽生意的一项举措吧。“售书处也代销卖别家出版的书刊，尤其在不显痕迹中推荐的书刊是进步的，所以很受欢迎，大有‘门庭若市’的气象。”朱自清先生就曾亲自来这里为清华大学图书馆购书，一次就是几十本。应该特别一提的是某些偏僻省份的以物易书事。比如云南，因为军阀不准向外汇款，而读者对新书需求殷切，当地的书店便想方设法巧立名目，给售书处寄来火腿换书刊。售书处成立不到一年，未名社出书十多种。可以说，正是售书处营业的渐入佳境，迎来了未名社的鼎盛之期。看到亲手开创的事业不断发展，鲁迅的心情可以想见。1929年5月他回北京省亲，百忙中竟三至社里，一次“谈至晚”。
说到未名社的售书处，则必须提到两个人，一是何林，一是青士。何林即后来的北京鲁迅博物馆首任馆长李何林。他1904年生于安徽霍丘一个贫苦农家；1920年考入安徽第三师范；1924年再入国立东南大学，后因经济困难辍学，于1926年秋至武汉入北伐军；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后返回故乡任高小校长；1928年夏天，因参加暴动被通缉逃往北平，避居于同学兼同乡李霁野处，遂参加未名社售书处工作。青士姓王名之绾，化名青石、汪秋实等。1907年出生于沈阳，祖籍安徽霍邱。王青士自幼爱好绘画，小学毕业后进京学习造型美术，后考入北京俄文法政学校，结识瞿秋白，开始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因受到迫害辍学返乡，在县城创办开明书店，经销新书新报。1927年底，经李何林、王冶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以书店为据点搞革命活动，四处借贷并变卖结婚衣物为党筹款。1928年7月27日霍丘县“文字暴动”，王青士负责散发传单，暴动失败后被通缉，先逃往上海，再潜入北平，与李何林一起避居李霁野处，以未名社售书处伙计的公开身份，担负着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的重任。1930年被派往太原担任中共山西特委书记；不久又派往山东担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兼青岛市委书记。1931年1月，王青士代表山东省委到上海参加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由于叛徒告密，在东方旅社被捕，受尽酷刑而坚贞不屈，于2月7日被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杀害，一起遇难的有何孟雄、林育南、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等23人。两年后的1933年2月，鲁迅写了《为了忘却的记念》，沉痛悼念死于这次残酷大屠杀中的柔石等“左联五烈士”。他当时不知道——大概直至离世也依然不知道，与5位年轻作家一起惨遭杀害的，还有一位他非常赏识的青年画家、中共党员王青士。王青士为未名社设计书刊封面，绘制宣传广告，以他的绘画专长，为未名社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虽然他的作品上都没有留下他的姓名，但他的英名将与他的作品、与掩护过他的未名社永远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