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顾自己的创作过程，每一次都是在指责和谩骂中长大的，《一地鸡毛》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说写得不好，但是大家的看法有时候变得比我还快，一年之后就有人开始说不错，还给我扣了一个“新写实”的帽子。《故乡面和花朵》出来了，所有的人都说，全中国看这个作品的不会超过10人，看懂的不会超过3人，但我现在收到的论文有250多篇，他们不但看懂了，而且写得还很深刻。《手机》和《我叫刘跃进》小说与电影前后脚出来，他们又觉得我投降于影视。“转身”对我而言，更像一种惯性，是这些作品本身要转身。写作对我来讲，是一种自我治疗的途径。
“U盘把我们生活中许多内容都藏在里面，肯定会有些秘密，而U盘恰恰是容易丢失的”
广州日报记者：“手机”里藏的是谎言，“U盘”里藏的是人命，都涉及生活中的隐私。您为何对有“秘密”的故事感兴趣？
刘震云：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对“秘密”感兴趣。秘密再往前发展，有一个词，叫“未知”。人们爱打麻将，其实并不是对麻将感兴趣，而是对未知的局面感兴趣。未知再往前走，会走到第三个状态，叫不可掌控。对于刘跃进，丢了一个东西，又捡了一个东西，是不可掌控的；对于找刘跃进的人，也是不可掌控的状态；当这两种不可掌控的状态碰到一起的时候，发生了化学反应，又出现了第三种不可掌控的状态。对于未知，人们既充满了兴趣，又充满了恐惧。
广州日报记者：手机、U盘只是一个道具，从中您试图挖掘什么样的人性？
刘震云：手机的出现，极大地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U盘把我们生活中许多内容都藏在里面，肯定里面会有些秘密，这些秘密过去可能藏在保险柜里、心里，在保险柜和在心里是不容易丢失的，而U盘恰恰是容易丢失的。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我们要的大片并不在于场面，而是人内心的洪流”
广州日报记者：您的小说人物大多是平凡人，平凡人的故事为什么可以给您那么大的创作热情？
刘震云：我也写过一些官场的大人物，不仅写过羊，也写过狼，《我叫刘跃进》是把羊和狼拉到一起。小林、刘跃进他们都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思维逻辑特别像狼，每天关心的全是跟自己没有关系的大事，比如布什会不会下台，下一届美国总统是不是希拉里，八国首脑会议什么的。刘跃进去菜市场，跟小贩讨价还价，为两分钱吵得好像全世界都不存在了，其实这两分钱掉在地上也不见得会去捡。这种小人物身上的有趣特点跟世界是小和大的关系。
广州日报记者：《一地鸡毛》、《手机》、《我叫刘跃进》等都与影视发生了关系，您自己如何看待文本和影视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作家电影”这个概念？
刘震云：小说被改成电影，对小说而言，无所谓好坏。喜欢看小说的人看小说，喜欢看电影的人觉得电影更过瘾，互不妨碍。所以，我不同意有人说小说被改成电影，就破坏了小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人曾提出过“作家电影”，主要探讨人的意识、潜意识，拍出来的电影非常晦涩。我们针对中国电影内容缺失的局面，提出“作家电影”。其实我们要的大片并不在于场面，而是人内心的洪流。
从《一地鸡毛》到《手机》，作家刘震云的小说一向以藏而不露的幽默形态出现。王朔曾经说过：刘震云是当代小说家里，对我真正能够构成威胁的一位。怎么对王朔构成威胁了？对于记者这个提问，他同样以不动声色的幽默回答：“其实，对我构成威胁的是王朔。那是他的一种幽默，我是不敢当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