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句俗语:“如果你20岁不是一个左派,你就没有良心；如果30岁你还是左派,那么你就没有见识。”我们现在知道,在黑白与是非之间,很多时候并非界线分明,而是存在着一个灰色地带。
《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并非一本系统性专着,它是作者多篇文章的结集。但是,因为主题集中于胡鲁之比较,如果不要求全书内在的系统性和逻辑性的贯穿,将本书视作一本专着也未尝不可。此前,作者因为《事出刘文典》而蜚声学界,并得到过学界前辈的认可。本书除了收录这篇文章之外,更收入了其他将胡鲁对比的文章,因此,作者的观点表达也更为充分,对胡鲁的比较也更全面。
在我看来,胡鲁作为中国20世纪的文化巨人,固然各有其长短。但是,两人的出发点、侧重面、着力点和解决之道均有很大差异。他们身上有着太多的不同属性。
路径分析准确到位
书中有三篇文章,讨论的是胡适的主张宽容、容忍和鲁迅的反对宽容、容忍。在这里,邵建以鲁迅崇尚的“明确的是非”和胡适自省的“正义的火气”来概括,颇为准确和传神。比如,鲁迅提倡是非要明确,好恶要热烈,而且自己一直坚持,而胡适则是自省式的对自己保持怀疑,他所警醒的“正义的火气”,即是“认定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西方有句俗语:“如果你20岁不是一个左派,你就没有良心；如果30岁你还是左派,那么你就没有见识。”在我看来,鲁迅是20岁,胡适是30岁。至少我们现在知道,在黑白与是非之间,很多时候并非界线分明,而是存在着一个灰色地带。
邵建在本书中对于胡鲁的路径分析颇为精彩。胡适的路径是政治解决,即通过宪政来规范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权力,用平和的方式实现政治体制的改造,由此争得民主和自由。而鲁迅的方式是改造国民性,走的是启蒙的路线。在论及胡鲁的“合辙”时,作者似乎忽视了胡适的言论也有启蒙性的一面。胡的政治主张,大都是通过报刊公开传播,他所信奉的思想,他所传播的观念,对于读者而言,其启蒙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因为如此,胡适才和陈独秀一起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真正发动者,在广大青年学生和读者、社会公众中享有崇高声誉。众所周知,胡适在北京任教时,“我的朋友胡适之”一度成为流行用语；根据一些文化老人的回忆,胡适在民国时期名气极大,曾有“现代圣人”之称。
邵建在本书中,对于胡鲁两人对待批评的方式,评述也相当准确。诸如,胡适替骂错的人着急,鲁迅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等等。我认为,邵建对于鲁迅骂人的方式和思维的技术性爬梳是本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比如,在与梁实秋的笔战中,鲁迅使用的手法有逻辑上的偷换概念、接木移花、跳换意思(302,303页)等等,在讥讽胡适时错引原话(268,269页,是否故意如此不得而知)等等。由于有了邵建对于鲁迅骂人手法的剖析,读者可以明白,“鲁语”的手法和弊端所在。
在邵建的叙述之外,我所想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将胡适和鲁迅对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胡适数十年前发出的声音,可以作为我们从事社会改良和政治制度建设的思想资源。其次是因为建国以后,胡适无论从形象还是声誉,都遭到贬低,其在历史上作用不仅荡然无存,而且被诬蔑为“资产阶级反动文人”。而鲁迅的地位,在建国以后又因为毛泽东的欣赏,被有选择性的有意识的拔高。因此,邵建所称的“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将胡鲁比肩,只是当下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文化现象中的一个结果,如果拉开时间的距离进行观察,这种比较不一定适用。
在我看来,鲁迅的成就主要在于文学,其思想上的贡献则属于形而上的哲学部分。在这一点上,他借助翻译,从尼采等西方哲人和作家那里吸收了大量的营养,在消化和吸收之后具有了一定的独创性。而胡适的贡献在于系统引进、介绍了美国的民主、自由、宪政思想,把这一整套西方文明的体系用自己的方式介绍到了中国而并非有多少原创性和超越性思想。在自觉履行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胡适实现了理念与行动的高度统一,并持续了他大半生的时间。可以说,胡适以自己的努力推动了文化的变革和社会的进步。胡适晚年自诩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我想也正因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