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自由与片面的深刻
在《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中,作者区分了自由主义者的胡适与一生追求自由的鲁迅的区别。(本书33页)但是,作者最大的一个缺陷是,没有理清政治哲学和法律范畴内权利意义上的自由,与形而上的精神自由的区别。自由一词,在鲁迅那里,是一个一直没有理清且混为一谈的问题。众所周知,形而上层面的精神哲学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比如,东方的老庄、墨子、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思想至今仍然能够被人们所重视。鲁迅的很多思想,由于是形而上的、纯粹的哲学思维,因此能够不随时间的流逝而影响其思想的锋芒,并得到今天的读者和研究者的认可。鲁迅的“自由”,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绝对自由。这种意义上的自由,更适合于形而上的思考与文学的表达,而不能作为现实政治与社会中的权利诉求——后者更多属于形而下层面。换言之,尽管鲁迅也在伸张权利上的自由,如言论自由等等,但是,鲁迅显然不懂,个体权利得到保障所需要政治和社会条件,以及使用自由时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而这些方面,恰恰是深受美国文明浸润极深的胡适所擅长的。
鲁迅所崇奉的精神自由作为一种个人内心的体验和追求,可以作为个人直觉经验的表达或学术上的建树,以及对于彼岸世界的神往,类似宗教哲学中的某些观念。但是,它与现实的社会改造,制度建设有很大差距。因为一旦涉及现实层面的实际操作,由于社会的高度组织化的网际关系,就会比纯粹书斋式的精神体验和知识判断复杂得多。歌德在《浮士德》中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的金树常青!”在很大层面上,政治制度的建立与改良,社会、文化(所谓国民性)、经济等方面有一种相互促动和相互作用。
孙郁先生曾云,鲁迅具有极其强烈的痛感。正是这罕见的痛感,引起了我的深刻共鸣。我认为,正是这种痛感,使鲁迅从内心激发出最强大的力量,以及最为激烈的方式,与外部世界的压迫对抗,这压迫不仅包括政治,还有社会的、文化的。因此,在鲁迅这里,内心世界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是紧张的,甚至是对立的。其思想源头很可能来自尼采。在我看来,鲁迅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对抗,是其“仇恨政治学”(朱大可云)和怨恨伦理学的抗力来源。换言之,他的痛感激发了他对外部世界反抗的力量。在使用这些力量时,鲁迅树立了太多的假想敌,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举起了投枪。
因此,鲁迅的长处与短处紧密相连,难以割舍。他罕见的痛感使他对于个体在组织化的社会结构里,在专制统治下的政治压迫,在其独特的生命体验中,以文学的思索和形而上的思考呈现出瑰丽而灿烂的色彩,《野草》就是其作品中深具魅力的杰作。而其小说《阿Q正传》等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也能在情感上引发我们类似的体验。但是,鲁迅所谓“国民劣根性”并非仅仅存在于中国人身上,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对鲁迅而言,他的痛感造就了他的文学成就,但是,这把双刃剑同时又伤害了他自己,使他的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过于紧张。
“先验性的通澈”与晚年的倒退
本书的另一不足,就是没有对于鲁迅“片面的深刻”与胡适“先验性的通澈”作出回应和解释。而这一点,是对比两人时不应忽视的问题。我认为,鲁迅的深刻,更多体现在形而上的思考层面而不是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层面。而胡适被一些人(如唐德刚)所诟病的“浅显”,更是对胡适不同情之理解。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最基本的态度是把他放到历史的情境中进行观察。在我看来,胡适是一种“经验变先验性的通澈”。他的老师杜威提倡的是实验主义,这一点也为胡适所继承。胡适早年一直在中国,对于中国社会的弊病有着自己的观察和体验,这一点,胡鲁二人大抵相同。美国留学以及后来做驻美大使的经历,又使得他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有着深刻的感受和体悟,胡适对于自由、民主、宪政的认识是从陌生到熟悉,由经验而先验,由切身体会(尤其是在亲身经历了美国与苏联的差异之后)到学理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