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更早出现的由比利时另一个漫画家创作的小男孩“丁丁-吕丁”，萨杜尔认为很可能就是丁丁的蓝本，但当他在书中用两个页码摆出《丁丁-吕丁》的封面和一页内容，译者却没有理会上面的文字——也许是因为埃尔热否认丁丁跟这个人物有关，所以译者觉得丁丁迷只要看看他的模样是不是有点像丁丁就够了？
不过，凡事大概都有两面，萨杜尔选择问答体，不加修饰、不加注解，这样做除了可能向丁丁迷提出挑战，也是有好处的，比如，让埃尔热得以展现他作为“永远的童子军”的一面，而且是通过他自己的口语化的语言一点一点地说出来，并非后人进行的所谓客观的归纳总结。
事实上，跟访谈相比，书中穿插的埃尔热自己讲的故事更容易阅读，也更生动。
比如，在他的笔下，一切是以最自然不过的方式开始的：像多数男生一样，“英雄儿童”的形象从小就占据埃尔热的脑海。他在读小学的时候，图画课成绩是所有科目当中最糟糕的，理由就是老师布置的作业跟“英雄儿童”无关，而是铁栅栏之类的常规题目。于是他策动了一次自己称为“报复”的行动，在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日当天，他在黑板上画了一幅爱国主义作品，“在大量彩色粉笔的渲染下，比利时军队打得德国军队落花流水”，效果是那么出色，就连刚刚给他的图画作业判不合格的老师也被感动了，以至于要求再看一次他的图画作业，只不过，看完以后，老师觉得应该维持原判，还是不合格。
那一年他十二岁。
当时他的名字还是乔治·雷米。前一年，1918年，他加入了童子军，“因为我是童子军，所以我开始把一个小童子军的故事讲给其他童子军听”，由此诞生了《冒失鬼巡逻队长托托尔》，1926年开始在《比利时童子军》连载，从此他也有了笔名，叫做埃尔热。
1929年1月，在一份报纸副刊上，丁丁诞生了，“有点托托尔弟弟的感觉，一个当上了记者的托托尔，但骨子里还是童子军”。
多年以后，直到1970年代接受萨杜尔采访时，埃尔热依然毫不掩饰自己对童子军经历的态度，说这给了他积极的影响，尤其是他的反问，“做好事，热爱和保护自然与动物，努力坚守承诺，这难道可笑吗？”即使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听来仍然有着不同寻常的震撼力。
由此想到美国作家罗伯特·福格姆的《我要学的都在幼儿园学会了》，又或者更早一些的意大利作家埃蒙多·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跟埃尔热的反问一样，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同一个问题：小时候，不仅有“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大前提，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我们接受的原则也是好的，榜样也不缺少，就只是从几时起，渐渐有些人还是做了另外的选择，由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反过来，自己之所以会一边觉得吃力，一边还是愿意仔细看完《丁丁与我》，说到底，也是因为一切能够证明赤子童心仍然存在且继续受欢迎的例子，比如埃尔热和他的丁丁，以及舒尔茨和他的查利·布朗，就像划破黑夜的星光那样叫人感到踏实，感到温暖，而这样的星光是永远不会嫌多的，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