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检每年读过的新书，是一件有趣的事情。2008年虽然没有引起读书界普遍震动、人们“奔走相告”的具有轰动效应图书的出现，但古今中外值得阅读的作品仍难以计数。
埃里克·霍弗的《狂热分子》，主要探讨的是群众运动的某些共有特征，重点讨论的是陷入狂热的乌合之众的人格。长期与下层民众打交道的生活经历使作者发现，积极投身群众运动的往往是一些失意者。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已无可救药地失败，渴望逃离自我寻求重生，将生命托付给某项神圣伟业让他们感觉不错，整齐划一的集体生活令个人的责任、恐惧、无能得以掩埋。运动的领导者则刻意培养参与者的罪恶感，号召自我牺牲以获救赎。本书自1951年出版后，即被视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之作，短期内行销50万册以上，被译成10余种语言，是多所大学政治系的必读书。如果将《狂热分子》同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比较来读，会更加意味深长。作者埃里克·霍弗，七岁失明，十五岁复明，长期在贫民窟居住，过了近十年流浪零工的生活，40岁时成为一名码头搬运工，62岁时成为加州伯利大学高级研究员，但仍未离开码头工人岗位，因此被称为“码头工人哲学家”。个人的传奇经历为本书凭添了些许神秘色彩。
读张友鸾着、张钰编的《古典编余录》，心中不免感慨。张友鸾先生是现代著名的新闻工作者、章回小说名家，同时是学养精深的古代文学专家。书中除两篇写于20年代的文章外，均为从事古代文学编辑后写成的文章，故为《古典编余录》。读张老先生的文章，有如又沐干嘉古风。凡注释、考据，一丝不苟周密严禁。《“决撒”解———〈水浒〉注释的一个举例》，被郑振铎先生认为是有益的新考证文章的例证。另一方面，在“编余录”里表达了张友鸾先生对通俗白话文学或民间文学的由衷热情。那个时代还没有“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等级划分，雅俗的区别也没有今天这样敏感或不可僭越，读书为文尚可率性而为。因此，读《古典编余录》，不仅可看到治学者的博学，而且可以读出研究通俗文学中的真性情和高雅的文人趣味与情怀。旧学仍有无边的魅力，与我们来说不要说是超越，即便是学习都要深感为难。
现在读书人不大谈论同代人的研究，对同代人的著作似乎讳莫如深。这个风气不知何时或为何蔚然成风。但我读朋友李洁非的《典型文坛》，说有干嘉之风可能有过誉之嫌，但洁非对文坛难题的大胆触摸，对论点的言必有据，深感佩服。丁玲、周扬、胡风、老舍、姚文元、赵树理、郭小川、张光年、夏衍、张恨水、浩然凡11人，都是现代文坛的重镇，都是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将这些人物说清楚了，当代文学的事情大概也就差不多了。因此，虽然写的是人物，但对文学史必须了然于心，不仅熟悉理解，而且要有立场。试图“从内部和细节上深入发掘当代文学者于历史时期的真问题与真境况，进而揭橥当代文学的‘当代’特质。”做到这一点真是不容易了。
谢冕先生是著名的学者、文学批评家和教育家，他一生与北大结下不解之缘。这本《红楼钟声燕园柳》，集中书写了北大的人与事。北大的风物如一石一塔，如明月清风；北大人物从蔡元培到季羡林、从林庚到王瑶、从吴组缃到金克木、从被迫害致死的同学林昭到患病死去的学生；还有北大的诗歌记忆，也许再也没有任何一所大学比北大与诗歌的关系更密切了。这些人与事、包括谢先生本身，一起构成了北大精神魅力的一部分。事实上，谢先生的北大记忆并不完全是愉快的，但一个人选择了怎样的书写方式，叙述了怎样的内容，从一个方面透露了他更愿意关注什么，或以怎样的方式关注。于是，《红楼钟声燕园柳》不仅是盎然的诗意，同时还有来自历史深处遥远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