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教育部网站刊登了教育部、国务院纠风办等7部门对于今年治理教育收费的工作意见，其中明确指出针对择校问题，严禁将捐资助学与录取学生挂钩，严禁向学生收取与入学挂钩的任何费用。公办高中择校生不得超过30%，有条件的地区要逐步降低直至全部取消。（5月8日《京华时报》）
这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却不一定能够彻底避免一些学校阳奉阴违。取消了上述费用，学校的“合理收入”必然会有所减少，如果相应补贴跟不上趟，免不了会有些学校暗箱操作。比如以学校容量有限为借口，突然减少招生数量，排斥那些本来可以就近入学，却没按潜规则“出牌”的学生。尤其是那些城市外来人员的子女，是否仍能顺利上学，这不得不令人担心。
现在不少外来人员携儿带女，这使得义务教育适龄儿童数量不断扩大。比如，目前在广州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约129万人，其中非本地户籍生源已超43万人。以往教育机构在录取这些学生时，从中收取捐资助学费用的数额相当庞大。此后这些费用在义务教育阶段不能收取，这就意味着地方财政要拿出大笔资金进行贴补。与直接向学生收取高额“赞助费”相比，通过财政补贴从地方政府那里拿到相应补贴资金可没那么简单直接。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又怎能痛痛快快干干净净地招生?
因而，要做到“两个严禁”还得细化，用严格的制度做保证。首先，要核定学校的在校人数，不能随意减少，至少要大致与往年相当，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教育资源，解决好外来人员子女就学的问题；其次是财政核定学生拨款额应定位适宜，不明折暗扣，要按时按量拨给。另外，还要对违规乱收费者予以严惩，对故意减小招生量者给予重罚，以儆效尤。
严格执行“两个严禁”，不仅要靠学校，更要靠当地政府。唯有建立长效机制，以及令行禁止的问责制度，并坚持公开透明，积极接受公众监督，才或可保证意见的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