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泽和刘桂宏是坊里小学仅有的两名代课老师，“全校只有我们两个学历最高的没有入编，其他的老师高中、初中毕业的都有，甚至有的连初中都没毕业，就因为当初交了一万块钱就入了编。干同样的活儿，而且我俩的教学成绩比他们好，可人家每月拿1700元，我们却只有400元，并且五个月才给发一次。我们是县里统一通过考试招收的代课老师，工资低的却连自己都养不起。”
王凤泽一家仅靠父亲作为正式老师每月1000多块钱的工资过活。为了提高学历增加转正希望，2008年他报名参加了本科函授，三年下来要花五六千元，都是家里掏钱。她偶尔去县城逛逛，却什么都不敢买，身上穿的大多是亲戚的旧衣服。她也想过业余时间干点别的挣钱，“可这是山区，距离县城也有40里山路，交通不便，附近没有工厂、工地，连个端盘子的地方都没有。”
王凤泽介绍，她曾和其他代课老师一道去省里反映问题。后来，县里承诺逐步解决待遇、劳动合同和保险的问题，可到现在除了工资从原来的300元涨到了400元，其余依然杳无音信。
爸爸妈妈回来了，三岁的男孩政政兴高采烈地冲下山坡。政政的父母张良和段文静都是代课老师，学校离家都很远，周末才能回趟家看看孩子。一进门，政政就一直盯着爸爸的口袋，直到爸爸掏出一包口香糖和一根香肠，他才调皮地笑着跑开了。“我挣的钱也只够给孩子买点零食了”，爸爸张良说，“我们两口子每月工资加在一起也就几百块钱，自己都养不起。”张良的父母都是农民，后来和亲戚合伙开了小煤场，赚了点钱。家里的新房就是父母花钱盖的，政政也一直由爷爷奶奶养着。“我们"啃老"，儿子也跟着我们"啃老"。”妻子段文静惭愧地说。
周六的上午，阜平县城郊区一栋刚刚装修好的二层小楼里，传来了代课教师王永利和学生们游戏时发出的笑声。这是去年王永利和丈夫刚刚借钱买的房子。房间不大，布置得很简单，只有楼下客厅摆放着一张沙发，二楼却是一间摆满课桌椅的大屋。每到周末，这里便坐满了前来补习英语的小学生。在其他代课老师的眼里，王永利是“勤劳致富的典型”，“敢说敢干，风风火火地就致富了”。
2003年，王永利师专毕业回到阜平县。当时回来，她就是冲着县里给承诺的“以后分配”。“刚开始代课，我就担任初中班主任，从初一带到初三，教学成绩好，中考时升学率很高，在我们这儿绝对是佼佼者了。可开学之后却得到通知，说"正式老师来了，你回家吧"。便只好去了一所私立学校。一年后，之前辞退我的中学再缺老师，我又被叫回去教初三英语，成绩优秀再次得奖。可还是再次收到了"回家"的通知。我渐渐明白了，教得多好也没用。表现得再好，你也只是个代课的。”
“现在，我给去做第二产业的正式老师"替课"，人家不教课，每月挣1700块钱，分给我400。我丈夫是个农民工，一个月累死累活也就是千儿八百块钱，还得供个上幼儿园的孩子。后来我自己开始办周末补习班，教得好，生源越来越多，一年下来光靠补课也能有一万多块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