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自小没有父母的孤儿在心理上容易对志愿者依赖，如果志愿者没有做好长期与他们保持联系的打算，最好不要在义工期间与个别孩子保持亲密的关系。志愿者进入孤儿的生活，是一种行为，对于他们来说，原本缺失的感情在与志愿者建立起某种感情后，稍得弥补，但却又不得不面对志愿者忽然消失，联系不上。他们被父母遗弃，但倘若志愿者处理不好其中的关系，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二度抛弃。
回顾
义工旅行收获远胜付出
广州日报：你觉得义工旅行之前的你是什么样的？现在的你与一年前的你有多大的不同？
安芯：我出生于1989年，徘徊游移在80后与90后之间。从小对自然探索和未知领域很好奇，在过去的20多年里，也曾在物质的诱惑中迷失方向。
但过去一年跟不同的人打交道，为不同的人做义工服务，我发现自己慢慢转变了，一开始我是想去帮助别人，但后来我自己被帮助了。我不再用“帮助”这个字眼，因为在这整个过程里，我所收获的远远大于我所付出的。我觉得现在不会把很多事情看得太重要，也不会因为外在的影响而变得浮躁，可以埋头做自己的事情。
对比
国外义工组织更讲人性化
广州日报：接下去会从事什么？还会去义工旅行吗？
安芯：因为经费和时间都有限，12月回到北京之后，还是会埋头赶自己的第二本书，把这本书做扎实，这本书是更多生活方式的集合，它的借鉴意义会比义工旅行这本书更多，对于大学生群体更有意义。以后还是希望主要关注临终关怀和儿童教育方面，找一些人一起做一些事。
广州日报：你在外遇到的其他义工，都是什么人？
安芯：在旅行的过程中，我遇到过很多跟我同龄的人，我在泰国的时间最长，28个志愿者中有10个都与我同龄。有3个来自英国的志愿者刚刚大学毕业。有5个是高中毕业的学生。还有一个在印度碰见的18岁的高中毕业生，希望以后能读剧本创作专业，需要人生阅历，于是就去了印度的临终关怀医院。
我遇到的什么专业和背景的人都有，所以都可以去实践，这只是社会实践的一种方式。主流观念中，应当有一个名牌大学的文凭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平台，但我觉得这不是必需的。
我感觉到一个比较典型的差异是，国内的年轻人对未来的想法都不太明朗，但我遇到的欧美的年轻人都比较清楚自己想做什么。
广州日报：为什么选择做国际义工旅行，没有选择国内？据你的了解，目前国内的义工旅行跟国外相比做得怎么样？
安芯：国外的公益组织对国内有很多借鉴意义，特别是在细节上。我在泰国的时候发现，刚进入志愿者组织就要填写非常详细的表格，通过专业软件录入系统，而这在国内是没有的；第二，我们每天做什么都要记录下来，进入这个志愿者组织的统计系统；第三，非常人性化的一点是，每一个义工过生日，志愿者组织都会送蛋糕，或者一些突如其来的小礼物；第四，在离开的时候，志愿者组织会一个个地问义工，对于组织有什么意见建议，我觉得这方面的管理是很到位的。 （广州日报 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