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管模式。在辽宁省本溪市，近年来全市投入资金近千万元，购置和租赁校车153辆，全部喷涂或粘贴统一标识，校车档案规范管理，学生全部免费乘车。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模式。山东省龙口市政府出资购置了50辆美式校车，市财政定额补助，市公交负责运营，每日乘车的走读生每学期交费100元，每周乘车的住宿生每学期交费20元，低保家庭学生免交费用。
公司管理模式。湖南省溆浦县组建一家农村客运公司，按照“自愿加入公司，产权权属不变，公司统一管理，车主自负盈亏”的方法，将达到营运条件的客车全部纳入农村客运公司管理，一同办理客运和校车营运手续。平时与其他客运班车排班营运，在学生上下学时，则作为校车专门接送低龄学生。
多管齐下，各显其能，校车终于驶上了“快车道”。
把方向
多措破解“老大难”
凌晨5点半，山东省莱芜市雪野镇蜂窝村。一阵响铃将熟睡的12岁女孩房颖唤醒。穿衣、洗漱、吃饭，收拾完毕后，妈妈陪着房颖出门，外面还是黑漆漆一片。走过三四公里的山路，娘俩儿终于来到了一个公交站牌前。“一天跑下来孩子回家连话都不想说。”房颖的妈妈说。
在一片喊打声中，房颖同很多孩子一样告别了“黑校车”，但同时也成了无车可坐的孩子。
“《条例》颁布以来，各地校车安全事故明显减少，同时，运行的校车数量也明显减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桂林表示，有些地方“因噎废食”的消极做法应该得到纠正。
校车向何处去？政府必须把好“方向盘”。
诚然，校车问题由来已久，某些地方的做法也是权宜之计、无奈之举。“校车是个‘老大难’”，一位市长如此告诉记者。
首先是资金难。有人算了一笔大账，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解决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的校车问题，政府需要投入3000亿元的预算，且一年的运行、维护费用高达1500亿元。校车由政府埋单，费用太大，很多地方吃不消。
其次是上牌难。去年9月，针对校车上牌难的问题，教育部、公安部以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人的名义回应了社会关切，但到目前为止，很多地方仍未解决上牌难问题。这不，福建泉州交通、市政就打起了“口水仗”。在泉州，多辆国际校车需办理“校车使用许可标牌”，交通委称，市区校车行经的是市政道，应由市政部门审批，而市政部门则称：无此权限。
“校车的公益性决定了校车服务对象的非排他性，城乡儿童乘车应该得到减免优惠。因此，政府要给予财政支持，经营者可以获得微利，但是不应该通过校车谋取暴利，鼓励各种渠道的社会资源投放，促进校车服务快速发展。在政府财政积极投入的同时，还应该利用市场化的租赁制缓解批量购车造成的财政支出压力，鼓励运营主体多元化。”袁桂林提出解决之道。
跳出校车看校车，也是校车问题的破解之道。保障学生就近入学、寄宿制学校入学、公共交通满足入学、提供校车服务，如今，四个梯次成为各地解决学生上下学交通问题的依次优先顺序。
在甘肃，稳妥调整中小学布局结构，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中就近入学的占65.6%；在重庆，大力推进寄宿制学校建设，全市寄宿制学生占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37.34%；在北京、上海，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减少主城区范围内校车的使用；在吉林、辽宁、湖南、福建，分别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校车安全专项奖励性补助、更换符合国家标准的校车、发放乘车补贴、购买校车服务等。
校车运营模式的“可持续”，校车服务的专业化、社会化、集约化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在浙江省上虞市，通过提供交通服务与改善道路条件并行，发展公共交通与校车服务互动，较好解决了所有学生的上下学交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