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4时，南苑撤退下来的守军在大红门一带落入日军伏击圈。由于缺乏遮蔽，又没有组织，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皆殉国于此。南苑守军七千多名，最后伤亡五千，大部分就是在这里损失的。父亲他们也遭到猛烈的扫射，他率领着部分教导团官兵交替掩护且战且退，最后终于随着以郑大章为首的残部突出重围退回北平。学兵团1700人中，活着回到北平的，仅仅剩有600人，战死在南苑这块土地上的学生，没有多少留下姓名。
28日夜间，宋哲元下令二十九军全线南撤。可是，汉奸并没有就此罢手。他们为日军提供了详细的黑名单。当父亲随残部退回北平到家后，已是晚上7时许。当时我们家住在北平白米斜街西口11号，记得小院里还有棵大枣树。自从父亲在二十九军就任军官教导团战术教官后，每个星期回家一次。可是“七七事变”以来忙于军务一直没回家。
30日一大早，当地派出所有良知的所长就匆匆赶来，告诉父亲赶快撤离北平，说日军正在全城搜捕他。母亲让父亲先走。父亲烧掉了家里和部队有关的文件后到前门火车站，在相识的铁路工人帮助下乘火车去天津。
4天后，怀孕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也撤往天津。她们刚刚出了胡同口，就看见汉奸带着日本人向家中的方向去了。幸好，两辆人力车停在胡同口，母亲立即拉着孩子们上了车。在路上母亲带着孩子们受到两次盘查，好在准备的“证明”一应俱全，又放了几个钱在“保安队员”手里，才得以安全通过。母亲由于过度紧张，刚到天津就流产了。
在天津会合后，父亲把家人匆忙安排在法租界住下，就急匆匆追赶部队去了。母亲带着一家人在天津生活很困难，后来由于一位从事抗战工作的赵姓先生每月给母亲送来一些生活费，全家才得以维持。直到1938年的六七月间，母亲才得知父亲已经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安排到已迁往长沙的陆军大学当教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