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政府政策不公，杂牌军不满；共产党看得明白，和杂牌军也不真打
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除了缺乏信仰，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之外，政府政策不公瘫痪了前线指挥系统，也是重要原因。张学良以自己为例分析说：“当年我开始时，我对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说的话，我是完全服从，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后来我发现这不对呀！中央对我不是这么回事啊！”他从三个方面进行总结：
第一，国民党中央对中央军和杂牌军不一视同仁。1935年末，东北军的两个师被中国工农红军吃掉了。“我很痛心。我要补充，没有。可是死这么多人的抚恤呢，除了我个人拿出钱来抚恤外，再报中央依‘剿共’阵亡抚恤，但中央分文未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营长……他说：‘政府给我一个条子，让我回家去领，我家在东北，我上哪去领？’”“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我们东北人，家都没了，上哪领抚恤？被打死的人领不到抚恤，受伤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讲理。”
那么，为什么中央政府明知东北沦亡，还给东北军阵亡将士开空头支票？张学良说：“蒋先生啊，他总有一个意识……总是这是我的，那是他的，分得特别清。这个是我自己亲儿子，那个是干儿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军队减员了也不许招兵，全国都不能招，这不能说不对了，政府下的命令，那么我们发现，他把我们损失的两个师的番号给撤销了，却暗地里让胡宗南招兵……亲儿子怎么都行，干儿子怎么都不行，那怎么能行？”
第二，蒋介石让杂牌军“剿共”的目的是在“一斧两砍”，借刀杀人。“中央让杂牌军‘剿共’，中央军不‘剿’，杂牌军对中央当然都不满……因为什么？”“事情明摆着，谁都明白，这不是让我们去‘剿共’，等于是让共军消灭我们。”
第三，几乎所有“非中央军”都发现了蒋介石是在“借刀杀人”，所以，前线军队有令不从。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是“剿共”前线总指挥、副总司令，指挥东北军、西北军。他说：“比如说杨虎城，他也是被我指挥的。杨说，让我们去打，钱呢？”“那马家军问我，副司令我打不打？我打了，你给我补充不补充？枪支弹药我打完了我上哪儿领去？我花的钱，谁给我？兵打没了，不许我再招，那我怎么办？”一个前线总指挥，国民党的一级上将，“儿媳妇一样，我怎么做？没法做了。你没法回答。我怎么回答？那么我只能说你看着办吧。”“蒋先生利用‘剿共’消灭杂牌军的这种做法，共产党当然也明白。共产党跟杂牌军也不死乞白赖打，杂牌军也知道共产党不真打。”
“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
1935年，张学良出席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这期间，他对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政治、高官素质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国民党中央开会“乱七八糟，蒋介石讲话新名词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时候蒋先生讲话，最爱说三个词：死干、硬干、快干。大伙儿也不爱听，闲得没事啊，就在那儿做打油诗。”什么“大委员委小委员，中委，执委，监委，委实无聊”，一个执政党中央开会，庸俗到如此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