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已经68岁的罗善学一辈子没结婚，“人家不愿意嫁给我，穷，名誉不好听”。他也永远无法知道带给他屈辱的父亲是谁。从小遭受全村人嘲笑和辱骂的罗善学曾在15岁那年问大伯爷：“村里人为什么骂我日本仔？”大伯爷回答：“你妈妈被日本人欺负过。”罗善学说：“你们可以在山上用大石头滚日本人嘛！”大伯爷说：“你还没滚石头，他老远就把你打死了。”
罗善学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当和尚”。段瑞秋不忍心告诉他，纪念馆不是寺庙，不可能收留他。
加入嘶哑的呐喊，让年轻人知道那一段历史
龙陵县城的董家大院是一处雕梁画栋的二进四合院。1942年5月日军进城后，很快发现了这个好地方——当军人的慰安所再合适不过了。日军马上改装房子，接来了第一批23名慰安妇，其中10人是日本职业妓女，其他13人是来自朝鲜和台湾的“女子挺身队员”。当然这远远不够，当地的姑娘被不断哄骗、强迫到这里。
慰安所负责人田岛寿嗣为了显示正规化管理，在董家大院中门的墙壁上挂上了《慰安所规定》，写着“入场券价格”、“入场时间”等细致的规定。如今，这里已成“侵华日军慰安妇罪行展览馆”。馆长邱家伟告诉段瑞秋：“1944年11月，日军从龙陵败退，把城里所有慰安妇押到观音寺脚下的汤家沟枪杀，或是强迫她们吞下升汞片（一种致命毒药——记者注）。”
在荔浦县城东北的马岭镇，有两个炮楼——陈家炮楼就是当年关押过韦绍兰的地方。炮楼年久失修，园子里杂草丛生，有几处墙体已经漏出破洞，似乎随时都会倒塌。
这样的慰安所在中国应该还有很多，也应该已经消失了很多。1983年，一个名叫长健一的侵华老兵在回忆录中写道：“昭和十三年（1938年——记者注），在参观南京时，很多人第一次听说‘慰安所’。他们了解到南京有两家，便去了其中一家……他们缴费，但不能挑选女人，就像上公共厕所一样。”
南京的利济巷二号，就是当年的慰安所之一“冬云慰安所”。十多年前，早已破旧的房屋面临拆迁，热心人士多方奔走，才最终保住了这几幢危楼。
《女殇》几乎是关于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纪实作品的终结之作。书中的27位女性，年纪最大的符桂英95岁，最小的刘凤孩也已85岁。她们都老了，这些记忆终将随着她们成为历史。本报记者蒋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