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西安事变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曾电令潘汉年转告蒋介石，“在一致对日立场上，他们决不会造成割据及妨碍国防政策的，假如他们不对，我们当同蒋一道干涉他们。”（《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
同时，在西安事变中共产国际记者史沫特莱擅自公布了蒋介石与中共谈判时的秘密承诺，宋子文就此事质问同样为共产国际服务的宋庆龄，宋在写给王明的信中说：“我自然为我们的同志们辩护，我说，这种背信弃义的事应该是杨虎城干的。”由此可知，在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心目中，杨虎城始终是个随时可以牺牲的“外人”。
对此杨也心知肚明，当中共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杨就对中共党员南汉宸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并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差不多可以看出来了，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样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8页。）后来杨还向周恩来表示“愿意做你们政策牺牲品”。
此外，杨还对主战的孔从周、李振西说：“看你们傻的！和平解决是共产党的坚决主张。他们过去没有机会敲中央的门，现在利用东北军、十七路军敲开了中央的大门，人家怎能再同我们一道反对中央呢？”（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402页。）由此可见，他对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也是有成见的。